人类历史一再证明：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失败者的历史已被彻底丑化和淹没。晚清轰轰烈烈的体制内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推动中国强盛的维新变法运动，经由戊戌政变彻底镇压，其结果和社会影响，因当时对立双方（一方流亡海外）互为的权术运作而已经部分地失去了其本来面目（无赢家）。这一扭曲，也是自那时开始的长期以来无以数计近代史学者、文化人围绕晚清这一很具固有传统“国情”性质的著名事件著书立说、探索真相的原因。

史料说明，由于晚清国内政局直接牵动列强国家在中国的殖民利益，在1898年9月百日维新失败以后，首先对维新变法作出评论的，恰恰正是那些“看客”即列强在华的外交官及传教士（外国学者）。这些国际舆论的基本调子，几乎就在于批评戊戌变法的力度太强、欲速则不达上。这一舆论（太多的理由左右了其后中国人的目光）无疑直接影响了当时处于半殖民中国的国内官绅舆论。力度太强之说成为了自那时开始的对戊戌变法的批评、惋惜、仇视等各具滋味的评论，并影响了一百年多来一代又一代的近代史论，在前后相继的社会阶段，不时作为一个以老翻新的论点一再提出。

然而，形式上的欲速则不达真的是造成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吗？其实，对于已经侵略中国半个多世纪、长期主导着中国国内舆论（历史名词“西风东渐”）的列强殖民者来说，肚里是有一本账的。

早在洋务运动初期，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的60年代末，晚清著名的英国人、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两人都是中国通）就分别向清政府提交了《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这两篇文章就是强烈主张清政府加快洋务改革力度，胆子可以大一些、步子可以快一些，批评清政府“缓不济急”。威妥玛并且预言：如果不加快改革，将来“内或受危，外亦不免其害……中华所有诸病，亦为我国嗣后受害之渐”，“盖中华果至终衰之时，诸国各有要务，则必受险，难免于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各属诸邦，此不待而言可知。”

首先，威妥玛要求清政府加快洋务改革力度，只出于本国利益，以防“为我国嗣后受害”，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当时威妥玛的中国“内或受危”之说，只在于预料来自欧美列强之一，而不可能想到自后正来自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其三，“一国干预，诸国从之”、“ 不免各属诸邦”，正是他预测的、90年代末中国处于被“瓜分”危机的那段史实；其四，从中也可以看出，加快改革力度，不在于一个“快”（清末近代史证明，改革关键不在于稳不稳，而在于想不想）字上，而在于一个谁主导问题上。而60年代末威妥玛之所以这么强烈主张，正是考虑到只有在当时的“头牌”殖民强国英国主导下的洋务“改革”。就“改革快速发展”一词，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阶段的描述中，显然都非为贬义。

后人应该可以断论，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样不在一个“快”字上，而在于一个谁主导上。在这点上，事后诸葛亮的清末部分维新派官员也是这么“醒悟”的。戊戌政变以后的落魄士大夫王照说：戊戌变法要是早在慈禧太后领导下，就不会发生这么一个失败结局了。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人们难于注目于求强这一事物本身上，只能注目于谁“领导”上（就像某些话的内容不重要，而在于谁说的一样）。也就是说，它只与权力有关而与中国的国民性无关——这导致了外国人比中国人聪明式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在谁主导改革的权力上，晚清中国权力独裁者和外国殖民者可谓不谋而合；而主张“缓”改革的国内既得利益高层，其实对中国权力独裁的本质，也是肚里有一本账的。在这点上，他们决不比外国的那些威妥玛们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