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广州、福州等口岸城市的“反入城斗争”，历史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种种的解读争议。最早的解读，只能源自于当时的中外政府双方：外国方面称，当地人有排外倾向，希望清政府及早正确引导；大清政府方面基本同意此说，只是把责任归咎给了当地民众（这种解读倒有点像动物性的“欺陌生”现象）。假如把这种“反入城”加以泛政治化，则可以表达为：中国人民有反帝思想觉悟。但是，这种泛政治化，却与人们接受的传统观念相悖：在民众社会，只要不是具有最直接的损害关系，历来是能够和平相处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宽容待人的多民族融合国家。有不少学者在记录近代史画轴的著作中也描写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甚至上溯数十年，沿海城市如广州、澳门等地，洋商和当地百姓包括基层地方官员便有往来，是能够和平相处的，这是人类性（非动物性）的真实反映。只是国家战争才把中外划分了阵营。

关于普通民众之间中外两个阵营的“反入城斗争”，其实并不如表象所呈现的那样。常识告诉人们：眼睛有时是会骗人的。有近代史学者揭示，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条约，被迫开放了五个开放通商口岸。但是，按战争条件下的理解，这是一种“城下之盟”，清政府期望：在战术上失去的，要在战略上赢回。无数清末史料揭示，清政府中枢官员（包括当时年轻的恭亲王）暗中（上奏折）指使沿海督抚和在籍官员组织地方士绅民众及团练，阻挠入城条约的执行——这种权术几乎就是古旧封建政权的惯常手段，因此被命名为“暗箱操作”（有学者认为，这是19世纪40年代清政府首次培养东南沿海士绅民众“政治斗争觉悟”，而“内外不讨好”的士绅民众终久把它引用在了反清政府上）。当地衙门刚把“入城”告示贴在墙上，不久就会被人撕掉，并引发殴打衙门官吏（视为“汉奸”）的群体事件。“入城”成为了一个久拖未决的难题。一向靠权力说话的清政府告示外国人：你们不是倡导“民主”的吗？“反入城”便是人民的意志。在近代史画轴里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当地反入城斗争的每一次成功，清廷中枢就会弹冠相庆。他们在战略上取得胜利了。

清末近代史提到福州反入城斗争，必然会提到“神光寺事件”，这是以福建巡抚徐继畲为代表的“被迫”同意外国人入城的一方，以及以休致在籍大吏林则徐为代表的“反入城”另一方。最终，以抵抗和“反帝”之名载于史册的林则徐一方取得了胜利（特别提出：近代历史长期以来，观念延续性的中国“主流”一直是战争状态的思维模式及所具有的思维逻辑），而那位写出“睁眼看世界”名著《瀛寰志略》的开明官员徐继畲则以失败落马告终（淡出了历史），“从一个封疆大吏改任‘弼马温’（太仆寺少卿。太仆寺主管皇家的马政，类似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汽车管理处），不久便下岗回到山西老家。吊诡的是，徐继畲走后，福州的‘爱国者’便不再限制洋人入住，‘神光寺事件’其实成为了驱逐徐继畲的一场权争游戏”（引自雪珥《帝国政改》）。

历史的记录是，反入城斗争取得了部分成功。由于福州不适合开放贸易的大环境——原先外国人看中那里离茶叶产地近的优势，福州（包括广州）的对外贸易大幅度低于战前，外商把贸易重心北移进入上海老城外滩涂“夷场”——后来的“十里洋场”。这个反入城“成功”，像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离开广州沿海直上天津大沽口去威胁清帝国首脑而被称颂成为因害怕林则徐一样，载入了清末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