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就人；社会是一只大染缸（也可理解为一种合力）。这些古往今来的说法无不说明了人与社会的关系。

20世纪初，自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在清史的记载中，清政府开始实行清末新政、官制及宪政改革；在近代史学者的笔下，则认为这一阶段是又一轮洋务运动时期，即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小高潮；而在历任清廷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等职的恽毓鼎所描写的京城官场，却是另一幅景象。那是一个出现晚清小说《官场现形记》的时代。

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写道：“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吾辈光阴精力，皆消磨于奔驰醉饱中，可为太息”，“今日之号称能办新政者，大都括民间膏血，博自己功名，士民未享其利，先被其害”，“人人存速化之心，习钻营之术”。

在京城，“文官当差，武官混事，只顾目前之威福，不管将来之祸患，一味敷衍塞责”；在京外，“凡为外官者，必谋要津大老书函，致其上司，名为‘运动’。且视京官无不嗜财，但挟重金，即以为无投不利，此虽贵人有以致之，然亦可以觇风气、测人心矣。可叹，可叹。”

恽毓鼎在读明史《明季北略》之后感概万端地写道：“末造大局之坏，而当道诸臣贿赂公行。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倾，国亡而身家与之俱尽，若辈居心真不可解。读竟为之泪下，盖无一字不触余怀也。”恽毓鼎所言“触余怀”，便是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和惊人相似、重蹈覆辙的感触。

假如恽毓鼎日记是对官场的反省，那么，字里行间也不乏他自身的写实。“他终日奔波，不是上酒楼、逛厂肆，便是登权贵之堂，为别人充当说客。宾客酬酢，终日不绝，以至‘欲求半日静坐（书）斋中而不可得’”，“每逢年过节，他总要给奕劻、孙家鼐、崑冈等权贵送礼请安，在打通这些‘关节’后，又可以从中捞取不少好处……在通过各种卑劣的手段，聚敛了大量金钱后，他一面购置房产，购买股票，其余便是纵情挥霍”（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可以说，他自己便是“若辈居心真不可解”之社会一份子了（恽毓鼎同样因扮演了1907年清廷中枢“丁未政潮”权力争夺中的角色而成“腰缠万贯的富翁”，因此被后人诟病）。

20世纪初的清廷高官恽毓鼎染上了鸦片烟瘾。在清末换代即慈禧、光绪死后，新上任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决心力戒官场恶习，史笔称为“澄清官方”，下令严禁官员吸食鸦片。对此，恽毓鼎竟然挂冠辞职。他写道：

“闻禁烟公所承监国旨，欲将京官侍郎、副都统以下至三四品京堂，外官巡抚司道，普行调验，筑一四面玻璃之浴堂，令各员裸而入浴，从窗外监视之，易公所所制之皮衣、棉衣裤，监视七日或十日，自古以来侮辱大臣，未有若斯之甚者也。稍有羞耻耶？余愤极，决意挂冠而去不能受此奇辱，俯首求生活也。”

恽毓鼎所记录“筑一四面玻璃之浴堂，令各员裸而入浴”，据阅清末史笔和后代史学者所叙述，并非为史实。这和他所写“闻”字相合，但不能否认这种说法的存在。这足见当时少年气盛的摄政王载沣，也看到了恽毓鼎笔下所描写的现实官场恶习，其惩处决心之大。

但是，具有传统独尊权力观的载沣，有此心而能有此力否？清朝颓废的变化说明，在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官场大势中，即以人具有的社会属性来看，载沣已独木难支（清朝时代的先人不具备这种眼光，以为可凭“圣君”一人之力）。他也只能身陷（社会）染缸之中而难于一枝独秀，回天乏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