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年，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被时人号称“晚清四大日记”。对“四大”的称谓，是否属于“历史”的正叙？即这些日记是否反映出“晚清”历史的真实走向？也不见得。这一称号的出现，与当时埋首著述、而在晚清较有名声的金梁在《近世人物志》中的推崇不无关系（金梁是第二十五史《清史稿》主要编撰者，其对晚清人物考证譬如《景善日记》为伪作、翁同龢日记有篡改的观点，影响了数代人）。

仔细看一看这四位晚清人物，除了翁同龢曾处于权力巅峰（但暮年落魄）以外，其余三人均为清末官、学的边缘人物。金梁之所以推崇，他是否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呢？再进一步说，当时社会某一主流阶层之所以认同金梁的推崇，现实社会有否历史的影子呢？此谓惺惺惜惺惺。据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称，罗贯中之所以在《演义》中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军师式人物，里面便有罗贯中自身境遇的寄托。这是历史的一种同叙。

金梁1878年生于杭州，属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是杭州驻防军旗官的后代。金梁第一次成名，正是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谈洋色变”、“众皆缄口”之际。据时人汤寿潜在《戊戌上书记书后》中说：

“戊戌政变，党锢案兴，逻骑四出，禁会封报，道路以目，至不敢偶语，举世奄奄无生气矣。乃忽有人焉，冒死发言，大声疾呼，使人心为之一震，岂非豪杰之士哉。金君梁满洲瓜尔佳氏，伏阙上万言书，言辞激烈，指斥宫闱，且直诋时相，请杀之以谢天下，万口喧传，中外名人争以一见颜色为荣幸。”

强权下的“众皆缄口”，与“万口喧传”，在封建专制的古旧中国，历来就是社会的一币两面（但由于权力作用，夸大了专制下的“众皆缄口”）。时年仅二十岁的金梁，竟上书把矛头直指“时相”荣禄，“杀之以谢天下”，不能不说有“犯上”大罪。但由于金梁与荣禄同为满族瓜尔佳氏，据传荣禄“叹息谓之曰：吾族有此才而不见用，此亦宰相之责也”，竟以同族同党对待金梁而得以幸免（不能否认，对于晚清政权没落，在同一族群中已经有了相同的感知）。而同期同样上书的江苏常熟籍编修沈鹏（1870——1909）称：“奸权震主，生祸招灾，请从严惩治”，则被恼羞成怒的慈禧斥为“丧心病狂，自甘悖谬”，属衣冠败类，永远监禁。沈鹏结局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