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笔记载，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占领京城、西逃见到第一位前来迎驾的怀来县知县吴永时的第一句话便是（吴永《庚子西守丛谈》）：大清江山还在否？而在一年多后回銮北京、面见朝臣的第一句话，同样是“不意今日尚能再见尔等！”（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这两句话深刻反映出，慈禧太后对于清朝政权的摇摇欲坠，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在这种心态下，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便成为慈禧在此后数年间的主要表现。

近代史学者孔祥吉先生指出：“像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一样，在崩溃前夕统治阶级内部总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朝廷’，像一条破船一样在风浪中颠簸，愈是濒临危殆，统治者上层狗咬狗的斗争愈是激烈”（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

岑春煊是晚清一位著名人物。他第一次成名，是因为他率领一支清军于慈禧西逃路上的保驾；他第二次成名便是于著名的“丁未政潮”（1907年）中的“屠官”（末次是民初反袁）。缘于他在此一特殊阶段（历史循环常态性“濒临危殆”的“乱世用重典”）的大刀阔斧举动，可以说，岑春煊是一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晚清政坛官员。

据晚清人物恽毓鼎《澄斋日记》记载，岑春煊第一次进京，“同朝震悚，有疑其入京清君侧者”。这是“同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的反映。

恰在此一时期，晚清政坛发生了段芝贵行贿、奕劻之子载振（官至农工商部尚书）纳妓事件。清廷御史赵启霖上折弹劾：

“……段芝贵以无功可记，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惟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畏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变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孰可忍，孰不可忍者矣。”

赵折所言“改设巡抚”，是指清廷于此年把原为满清天然领地“龙兴之地”的东北改为清政府“六部”管辖的“东三省”。

载振、段芝贵事件已经成为路人皆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

恽毓鼎记载，就在岑春煊进京之前夕，关于“清君侧”的传言进入了慈禧的耳中，适在此时，御史赵启霖上折弹劾亲贵奕劻：

“慈圣疑有人主使（笔者注：指上折），庆邸力请查办，以杜众口。且谓如所劾属实，愿加等受罪，如查无其事，亦请以诬告反坐言官。遂派醇亲王、孙相国（按：孙家鼐）确查。越三日，御史江春霖复入一文字，言该妓可以退还天津，易于掩饰。而京报又讹传言官大会于嵩云草堂，谋联衔入告，为赵御史声援。此语上达禁中，上益疑外廷结党倾陷。今日两大臣复奏，派员密查，均无其事。上大怒褫赵启霖职，并申戒言路，倘再妄言诬罔，定予严惩。闻者咸短气。……”

恽毓鼎这篇日记真实记录了御史弹劾满清亲贵后所获得的结果。就事件本身而言，赵所言“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变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显然是为了维护清廷的统治，但是，当清廷内部矛盾重重、成为死结之际，最高统治者往往会疑神疑鬼地归结为“结党倾陷”，两者都不是好东西（载振从此官场失意，奕劻也失去慈禧信任），而把拳头砸在“申戒言路”、“ 妄言诬罔”上。

在慈禧这种心态下，赵启霖被革职，而岑春煊也官运到头，被上谕“开缺”以眼不见心不烦。这个事件连同“北袁南岑”之斗，被清末史笔称为“丁未政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