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千年漫长的至清朝被推翻的封建王朝历史说明，在分分合合中，汉民族的京城，一直在相对独立、闭塞的广袤区域作着东西南北的迁徙，长安、开封、南京、北京等等。人们常把京城比作文化中心。在这种分分合合的迁徙中，中国历史曾产生了无数的至今仍为中国后人引以骄傲的博大精深文化流派。墨家“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侠义思想，道家“清心寡欲”思想，佛家“利人”思想，儒家“民贵君轻”、“仁政”思想，法家“乱世用重典”思想，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子民族种族思想，包括农学家、兵家、医家、有天文雏形的阴阳家，甚至有了有关“海外” 地理雏形知识的“山海经”（严格意义上说，在没有测绘技术的条件下，徐霞客只是地貌游记作家）等等。在这些古代学术家的学说中，有着人类社会共同的闪光思想。这也难怪了，当清末近代西方学说跨海而来时，伴随着中国传承千年的京师文化（人文荟萃）和“天朝上国”观，不少官僚学者会产生似是而非的“西学中源”说，——不能否认中西人类思想有着共性部分。

京城的迁徙，皇朝的更替，让历史后人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社会的需要，历史前人的闪光思想，只成为了得势皇朝统治阶级可以任意采摘的舆论工具，间或都可以被视为“真理”，两者共同蕴含于一个历史名词“循环”中。循环同样蕴含了不确定，它产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自我消耗）的传统观念。我们在为千年杂糅的博大精深文化骄傲的同时，同样在疑惑，是中国古人思想在决定这种循环，还是更替封建皇朝统治者在决定着这种循环？无疑，它是人治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就人的特性而言，中国有一个成语“心随境迁”。人的思想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甚至是，人生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会产生绝然不同的思想意识。人的“正确”认识似乎显得那么的不确定和不靠谱。人的感觉会产生两种结果：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就当下社会而言，人们把这种积极因素称为正能量（民国初年大学者王国维称之为“社会合力”）；但如果人的感觉这种前提不具靠谱性，那么积极因素又会如何呢？就一代又一代的古往无数中国前人来说，是否也正处于无法确定的迁徙和摸索之中呢？面对这种难于确定的可以任意利用的文化观念循环，中国后人无法说前人那种思想的伟大，它却只透露出这种伟大无法以成熟社会制度予以确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