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会在浮于表象、夺人眼球的各种势力争夺之外的不经意间，讲述着人类发展的真谛。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传统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总统制”的民主共和政体，是在“举国同声”的暴力光复和革命的同时，依靠在舆论上战胜清末官宪体制内汹汹的“君主立宪”主张而取得的。美国式民主共和总统制先进于英国式君主立宪制，这是清末民初革命党人的独具慧眼。

其实，当时一代先进分子的慧眼，正累积了之前数代人对中西文化交融、西风东渐的逐步认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即19世纪50年代，当时的福建巡抚徐继畲和官僚学者魏源几乎同时著作了“睁眼看世界”的《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徐继畲盛赞美国总统华盛顿：“华盛顿，……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何奇也！”（这段话至今仍刻于华盛顿纪念碑上）魏源则称赞美国制度：“……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共举一大酋总摄之，匪为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清末近代史的自述是，魏源的《海国图志》成为了清末政府七十年代左右洋务运动的先声，其思想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洋务及买办官员。继承与发展这一思想的，有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郑观应、严复等等（就欧美国家相同的议会、司法制度而言，清末中国人首先学习的是英国。第一批出国留学的福州船政学堂学员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写道：“司法析狱之有术”，“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抵暇蹈隙，曲证旁搜，盖数听之余，其狱之情，靡不得者”，“公理日升”，联想大清国现状，“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

九十年代中期，那位虽因甲午战败名声扫地但依旧树大根深的李鸿章，在访问欧美期间，曾在美国发表讲话，对美、英两国作了大致这样的比较：老牌殖民者英国仍有君主时代存留的士绅贵族习气，集团资本生产也依旧带有个体作坊式的暮气，而美国社会的工业制造却充满了生机（注：同期之前，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使其后的清末中国掀起了反美浪潮，也使革命者孙中山说出了那句名言：取其善果，避其恶果）。后人已经很难体会到李鸿章亲历的所见所思，但不得不佩服他眼光的老到。因为几乎就在同期，长期以来一直以“日不落”自诩的大英帝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正在消退，而美国正在赶超英国。

清末历史说明，九十年代产生的维新变法运动便是以英国和日本“君主立宪”为范本的（戊戌政变前后，清廷内部其实还有一种主张：向专制强国沙俄学习）。20世纪初，更是爆发了著名的“立宪”和“共和”的舆论之争。后人完全相信，当时海内外大批的“君主立宪”主张者应该具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君主国家，老大思维固习根深蒂固。但不得不说，君主立宪派只看到了一面，没有看到另一面，就是，推翻老大专制政府以改朝换代同样是中国数千年更替皇朝的传统。这便是当时具有广泛性的不推翻旧皇朝不足以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举国同声”。

和着世界时代来临的节拍，文化名人梁启超同样反对清皇朝专制政体。他在《拟讨专制政体檄》中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但他在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上却倾向于前者。同样只看到“老大”固习一面的梁启超说：“未有共和资格质之国民，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必须由政府先行十年“开明专制”予以培养。这便是当时各方势力均主张的“民智未开”观点。梁启超主张有其现实意义，但历史地看待，民国后近十年党派建设失败而形成军阀专制割据的局面，也注定了梁启超“开明专制”主张的单相思。而且，梁启超也只是以悲观的“资格质”去看待“国民”的。就清末民初从徐继畲到孙中山等人一代又一代盛赞的美国共和总统制来说，美国历史也说明，那些前往美洲的英国移民，原先便生长于君主制度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同样有着“老大”思想。美国独立战争史记载，战争胜利之际，华盛顿手下便有将军建议：仿制于大英帝国，建立君主世袭制度。但只被华盛顿拒绝了，他不愿意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恶例。

梁启超的观点纵有现实意义，但不得不说，在同一社会体系政府和民众互为相养的问题上，他确也沦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千年悖论（他自己也参与了民初党派倾轧，成为难于形成多党氛围的社会一份子），而忘记了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皇朝的开朝帝王，在成则为王之前便本来自于普通民间（从“英雄史”的另一角度看，中国历史自古至今就是一个“民间”社会）。这便是中国古老的思想：帝王将相宁有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