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旧文化历来有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或褒誉有加，或诋毁犹恐不及。这种文化思维不自觉地存在于古今中国人自我总结的头脑中。也许，这不能责备古今任何个体人，它只是趋迎古代皇朝传统文化的一种主流社会现象。

清末著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在《我史》中这样写早年的自己：“好学敏锐，日昃室暗，执卷倚檐柱，就光而读夜或申旦，务尽卷帙。先祖闻之，戒令就寝，犹待遇灯如豆于帐中，隐而读书焉。频问邸报，览知朝事，……而慷慨有远志矣。”

在这里，康有为讲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勤奋读书的那么一只故事。这是一种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语境。它可以令人想到传颂千年的“凿壁偷光”、儒家道家文化常赞誉的“卧龙”隐居修身。这在现代社会被称为不自觉浸淫于每个人头脑中“话语霸权”。可以这么说，假如康有为功成名就，这便是他少年勤奋的例子；假如康有为事业失败，他“日昃室暗，执卷倚檐柱”，就是“康疯子”的行为。从康有为一生来看，他正经历了褒贬两重天的结局。

这不仅是康有为个人的悲哀，更是他趋迎这种古旧文化思维、为自己营造而成、挖坑自入的悲哀。

康有为叔祖康同器被史笔称为左宗棠手下镇压太平天国的“悍将”，官至署理广西巡抚，曾“荣归故里”、“大兴土木”。他家大业大势力大为后辈康有为带来了“祖荫”，少年康有为自视“俯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他曾在连州观看端午节龙舟比赛时“赋诗十二韵”，被当地官员称为“神童”，并有“圣人为”的称号。不过，历史地看待，这是否只是“诸生”和地方官员趋迎、吹捧、拍马式的一种口头称赞、而康有为同样趋迎这种文化思维自我感觉地当真了而已呢？

人（的感觉）是不靠谱的（中国有这样一句成语：画猫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但古旧“圣人”时代的圣人文化为社会营造了这种话语霸权，积习而成为难于改变的语言和思维习惯，所谓“有远志”的“非池中物”，背离了人的真实性；往深刻里说，这只是一种夜郎自大的主观感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