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经历了一段中西文化取长补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过程。无数洋务实业家、思想家，包括19世纪90年代维新变法志士，都是这一时代主张的积极实践者。对清末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左宗棠说：“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

然而，清末官宦主流达成如此“洋务”共识，却是经历了数十年落后认知、一次又一次的中外战争失败以后才取得的。他们沉浸于所谓“朝贡”式的“天朝上国”之中，歌颂的是历史长期以来固有天下时代的“盛世”（把“中国”理解为“中央之国”）。就在官僚阶层内部（士大夫魏源著《海国图志》）“师夷长技”刚出台之际，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清廷体制内官僚士大夫的一致攻击，说是不但丢了天朝上国颜面，还丢了本国长技而不切实际地学他人之长，最终只能跟着他人亦步亦趋，他们提出本朝“文物制度”至为优越的主张，认为“师夷”可耻（洋务初期著名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也主张“优越”仍在，只需学习外国“开花炮弹”）。

其实，中国自古便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闪光思想，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在相互融合、交流和学习中取得递增进步的。中华文明就是在“中原”（现称黄河两岸“华北”地区）与周边民族的融合甚至残酷的互相征服过程中学习和壮大起来的。至今的人类学者大都认为，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进步的精神文明孕育先进的物质文明。甚至有学者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进步史便是一部思想文明的发展史，着眼点不仅只在物质的富裕上——在史实中，缺失精神文明的“物质文明”也确实处于“破立”的循环中。中国历史后人不能一方面在歌颂逐渐融合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一方面又在对与周边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学习和壮大视而不见，仅仅沉浸于“夷夏大防”的古旧天下“盛世”中。异族或说外国“导其先可”，“ 擅其能不可”，这是中国先人的主张。中国古人早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箴言，人类社会就在“师人之长”的相互汲取中取得进步的（个体人的成长也是如此）。而清末向西方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曲折、维艰、渐进和痛苦的失败，直至涉及制度“变法”，正是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不自觉反映。

然而，在当今“复兴”思潮中，我们是否会避免陷入沉浸于古旧天下时代“盛世”的偏好中呢？“让外国擅其能不可”，这是前人的忠告。就法治制度文明而言，不能否认至今仍存在着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