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中国后人对一部封建皇朝历史便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和“英雄史”的认知，几已达成了共识（包括演义史）。但是，尽管有此认识，在现在史学者的历史叙述中，仍难免具有对历史名人个体性歌功颂德的笔触。我们相信，史学者们便是忠实了“史笔”去加以叙述的，但假如史笔正恰恰忠实了“帝王将相史”写作方式的局限了呢？我们确实难于否认历史上的“英雄”在社会的变迁中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常用词所谓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但“英雄”真的能主导社会（反或背离了历史真相）、创造历史？

左宗棠是清末著名“功臣”，他从1867年始任陕甘总督，至1881年短期被召进京，虽然任期十数年之长，但众所周知，这一阶段正是清末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左宗棠出任也是以军事目的为首义的。他经历了镇压捻军、平定回民暴乱和与沙俄抗争收复新疆等重要事件。但是，史笔与史述对他的歌颂，远不止如此。他种植“左公柳”，引进茶树、桑树，进行屯田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畜牧业建设，兴办纺织局，发展大西北文化教育等等无所不为。

后人不能否认历史名人左宗棠在这些事业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作为一名军事长官，他真的有如此的“神力”？这样的历史叙述是否正在不经意间淡化和虚无了左宗棠手下无数地方官吏及众多将官（甚至无数百姓实践者）的社会作用呢？任何业绩的建成，不是依靠个人力量就能成功的，这是现代人的社会常识（这需要当代史学者更详细、更具科学性而非仅“功过是非”——所谓“几成开”的简单命题叙述。正如史笔对曾国藩所论：“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左宗棠和众多“英雄”、“枭雄”一样都难逃如此历史命运。难道中国先人仅为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两类人？或本来就是古旧糟粕文化在作祟）。这种叙述的不良影响是，假如这位历史名人确实存在个体性的种种不足，由于立场和视角不同，会否从叙述的“圣化”畸变成“妖魔化”（纵向社会褒贬循环）呢？——就左宗棠而言，清末史笔确也存在对他“妖魔化”的记述（可以任意泛指的所谓“性格缺陷”——笔者在前文“左宗棠性格缺陷”中提到过）。历史是现实社会的折射，那些后代现实社会的众多无名“公务员”式小人物，会否看到自身同样会被虚无化、草民化的意味而产生恶劣影响呢？这样的“历史”，会得到中华民族后人大众性的认同吗？——众所周知“人无完人”。这种史述，恐怕仍然难脱古旧“帝王将相史”劣性的旧调。   

人类历史进入现代以后，古代帝王将相只是常人的认知已经被普遍接受，他们同样具有“人无完人”的特点，那种一边倒的“圣化”和“妖魔化”，只能是史笔认知的缺陷而非客观的人类历史。虽然现在的人们在这一点上已经取得了共识，但是人文笔触的惯性仍只在同一轨道上滑行——我们是否正在重走史笔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述者仍难避权力崇拜、权力决定一切的历史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