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现今许多学者及民间的普遍性认知，已经把高考制度和由此滋生出来的公务员考试与古旧科举考试相提并论了。由于社会现实性，在2006年废除科举一百周年之际，网络和舆论界曾出现了歌颂古旧科举制的众多文章。这与其说是论古，不如说是说今。它像古旧中国“治政信号”一样，表明了科举这种教与学的教育方式在今天仍有很强的活力。

科举真的如那些歌颂者说得那么美好？正像很多人的共识：它只能是目前为止相对公平的一种制度（笔者在前面文章中已经揭示：只是自我心理公平而非现实公平）。这种“相对”之说，其实已经明白无误地为这种“美好”打上了折扣。

科举制虽废除于一百年前的清末封建皇朝，科举这种寄生于封建制度内的教学方式只能随这个制度的消亡而消亡，但它的落后性、僵死性及扼杀人才的本质，却是累积了之前数代人的认知的，即内质已经败坏，不过是全球时代的到来，为废除科举创造了外在环境而已（但普通人往往会听风是雨、知其一不知其二）。

对科举制的批斥，自明末清初开始，近古无数的学识大家都作过这方面的论述。清代学者徐灵胎（1693——1771）写道：“读书人，最不济，背诗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那位对清末近代中国作出巨大贡献的左宗棠，少年聪慧，在1832年二十岁时便考中举人，第二年即赴京会试，但不屑于“制艺贴括”、不愿“务为词章取悦庸耳俗目”的左宗棠在试卷中这样写：

“夫穷经以致用也，而或泥于章句训诂之学，捃摭遗义，苏索经余，前人所弃，反复拾之，纵华辨之有余，究身心之何补？或好为诡异凿空之论，影借旧闻，创为新学，古人所无，今故矫之，既隐怪之可伤，复源流之不变。若是者，博士赏之，纯儒羞之，曲学主之，至人辟之，职是之由也。”（《左宗棠会试卷》）

文如其人，文字凸显了年轻左宗棠的个性。“前人所弃，反复拾之”，也揭示了“泥于章句训诂”的科举制也非如当今有些迂腐之人认为的那么一帆风顺、颠扑不破。“究身心之何补”，在那么一个封建皇朝制度内，无数吟唱“何补”之人，只能代以继代地为之“补”。那些“凿空之论”，论的是古，凿的却是现实，古今同例。短短文字，清代古人左宗棠已经为后人揭示“科举”并非那么的美好。

在1838年第三次进京会试失败以后，左宗棠便“绝意进仕”，准备“长为农夫没世”。这位不屑于科举的清末顶尖人才，最终以举人身份名满全国，成为湖南乃至清廷不能没有的历史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