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像人与人之间关系一样）的发生和发展，有时会以笑话的形式反映出来。而这种笑话，决不能以误会一词去解读，它与一系列必然的因果关系发生着联系。

在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打大沽口炮台的最后通牒，是在6月16日晚上9时送达炮台清军守将罗荣光手中的，它限清军在17日凌晨2时前撤出炮台。作为前线指挥官的罗荣光争辩：在5个小时之内，他无法向他上级、直隶总督裕禄汇报。而事实上，裕禄确也只在17日清晨5时才接到此份所谓最后通牒。

据时人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记载，大沽口炮台守军管带封得胜在紧张备战之际，于17日凌晨1时许手燃炮身误发大炮。这一史笔完全有多种解读：是误发？或是清军强烈的反抗情绪所致？然而，清军先行炮击，恰恰正为八国联军最后通牒送交程序即时间上的“突然袭击”，找到了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

对于大沽口清朝守军先发第一炮，当时的西方舆论有种种猜测，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以下一种说法。1901年美国战争部有一份报告称：“中方的先行开火据说是收到了太后的紧急命令。中方认为最后通牒是宣战照会，而且认为列强已经决定要瓜分中国。如果这一炮是太后的命令，这正证明中方在切断公使团的通讯渠道以后，自己保留了一条电报联络渠道。”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收到了太后的紧急命令；瓜分。史实中，自从清军（史笔归罪于董福祥“甘军”）和义和团毁坏京津之间的铁路和电线电杆以后，清廷对当时发生在天津和大沽口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外宣战只在三天后的20日，而非6月17日凌晨1时的清军炮击。在20日向“彼等”列强宣战以后，清廷还在命令大沽口守军给予入侵者猛力炮击呢（在清廷上谕宣战前即19日限外国使馆人员24小时离京的“通牒”中则指出那个欲夺取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为“开启战端”）。而事实上，大沽口早已在17日清晨7时前就落入了八国联军之手。

清末史料所揭示的这种时间差和中外错位认知，构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笑话，

就清廷向八国联军宣战原因而言，自那时开始的国内无数史笔和史述都揭示（史笔对战前清廷四次廷议有非常详细的记述），列强瓜分不是直接原因，而是当时中外舆论、尤其是列强公使舆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的传谣。这一侵害清廷皇族家务事的干涉，才是慈禧太后命令向“彼等”开战的直接导火线；但既然列强提到了瓜分，它便决非空穴来风，它几乎就是19世纪末清末中国面临的国际困局，也是直接导致当时清廷上层（自上而下）勃发维新变法的原因——清政府体系对列强长期以来的瓜分中国欲望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在这点上，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恰恰和被镇压的维新派存在着共识。也就是说，列强瓜分是爆发战争的本质，而内外传谣慈禧“归政”——史实说明也非空穴来风，则是慈禧清廷对外宣战的直接导火线。

清末长期以来，清廷对外策略被迫采取了既联合又排斥的手段（即清末著名的“羁縻”策略），而义和团排外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战争，则是它走一步看一步、缺乏远见的必然结果。有近代史学者试图以档案式的史料证明：清末中外误解造成了八国联军入侵，这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误读，也是对后人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