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人都知道，清末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一个历史阶段。从那时到如今一百多年的中国后人阅读那段历史叙述，都会产生扼腕之痛。但笔者以为，更大的痛苦和困惑是：在近代史学者们对那段历史的叙述中，“中国”一词所具有的不确定含义。

在近代史叙述中，有时，“中国”指清末政府；有时，“中国”指全体中国人；有时，“中国”又指国家领土。中国一词的泛指性，具有了表意不确定性，使它成为了一只似乎随处可戴的大帽子，只任凭写作者需要的意图。这是文字表达上的不具精准性和科学性。更有甚者，有学者在叙述清末八国联军入侵之前那些驻京外国使馆卫队枪杀北京义和团、平民百姓时这样写道：“在中国首都滥杀中国公民对很多外国人都是一个刺激，外交官、新闻记者、商人、传教士和卫兵都将这个凶残行动作为过杀人瘾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引自相蓝欣《跨过研究——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在这里，作者对侵略者的残暴揭露是精准的，但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用词“中国公民”？皇朝时代的中国人已经有了“公民”地位？把“臣民”误称“公民”，不排除有鹦鹉学舌之嫌。这显然是后代学者对中国封建皇朝时代中国普通百姓所处地位的误读。

清末时代有一个著名的词语“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局”一词所揭示的内容之一，便可以涵盖这种叙述词义表达仍处于概念的不确定、变化之中。最近数年来，有学者甚至指出，自清末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今170年间，中国仍处于近代“变局”之中——而词义概念难于确定，正反证了那些研究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