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西文化交融的有清一朝，经历了一个冲突、沉寂、再冲突（至鸦片战争）的过程。人类思想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矛盾冲突总是综合性的，某一个方面，只能是显至表象的导火索，而非本质。清朝历史上中西冲突的导火索，似乎就是那个中西不同风俗的“祭祖”之争。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祭祖”风俗，有一个认识过程。明末史料记载，最早进入中国的利玛窦等一批西方传教士，他们认可中国这个民间风俗。利玛窦身穿“儒服”（开始以为中国为佛教国家而穿和尚服，后来改穿“儒服”），并因融入官场而穿着明朝官服，入乡随俗。很难说利玛窦们没有对着代表中国某一“祖宗”的神像伏地跪拜。但时至清朝康熙朝代，早期西方传教士那种本国经验与外国实践相结合的在华传教行为，遭到了罗马教廷的大声呵斥：基督教义只允许跪拜唯一“上帝”而不允许跪拜任意泥塑木雕虚设的“祖宗”。晚年的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开始了隔空对骂（康熙早年则是清朝史册歌颂的“勤学西学”）。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的冲突爆发至极端。为了维护“君临天下”的“主权”，晚年康熙开始“禁教”，并强力地取得了成效。自后中国历史的自述是：清朝为“康雍乾盛世”，以及延续这三代的著名“文字狱”。历史后人会否体味个中“盛世”的滋味——更指权力盛世而非社会盛世？（注：后代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学者，受清史舆论影响，也在津津乐道于那个所谓的“盛世”）

既然中西冲突以“祭祖”为触发点，那么“祭祖”究竟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人们常说，任何文化现象之所以一直存在，自会有其历史道理。这话说得没错。

对于“祖宗”文化长久存在的追问，在清皇朝被推翻的一百年以来（从民国初年开始），无数中国前人和文化学者都已经作过无以数计的论述。中国人最忌讳骂祖宗，被骂者一定会暴跳如雷。这本身说明“祖宗”具有无数个体代表性的意味。中国历史一直存在的“族谱”、“家谱”，以及为开朝皇帝设立“太祖”、“太宗”（祖宗）庙号，是这种文化存在的历史社会土壤。从本质上来说，恰恰是人类共有的（对祖先）“英雄情结”，是中国祭祖文化产生的源泉（也是“英雄史”、“帝王史”被认同的原因）。在这一点，那些早期的传教士们即利玛窦等，倒是有着清醒的认识（利玛窦说过中西在人类心理上没有差别）。祖上“英雄”成为昭示后代的榜样——它同样具有个体性（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性和国家性）。就这种人类共性的“情结”来说，西方中世纪神时代“圣经”所载“宇宙众神”，同样是西方现世人们“英雄情结”所在。不过是，西方以跪拜唯一“上帝”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中国则以跪拜个体性“祖宗”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由跪拜“上”者滋生出了落后的“跪拜”习俗）。这种民间祭祖习俗恰恰又因皇朝的“太祖”、“太宗”文化而形成社会制度性的普遍化。现代社会的科学观使人相信，膝盖是用来走路的，而不是跪的，——封建皇朝末期康有为则说：上帝创造了人的膝盖，就是要人类下跪的（解释权在统治者）。历史常把某个皇朝称为“帝国大厦”，在这个“大厦”里，亭台楼阁、甬道走廊已经为人们铺设造就，人们会自觉地沿着这样的铺设一步一步地走去。这就是这种传承性文化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走出这个大厦，也许就是别样的天地。

任何文化具有生命力，最终总会以其底蕴表现出来，而非形式。中国传统风俗中的祭祖是什么样的形式？名义上为“祖宗”烧煮了满满一桌菜肴，而大吃大喝的却是现世中的那些活宝们。在祭祖之时，还要搬好凳子椅子，请某位或某些来无踪去无影的“祖宗”入席。这是“鬼神”时代的产物！它只能是落后文化滋养出来的一种人文习俗。

以现代目光作一个历史回顾，清朝中西“祖宗”之争，清皇朝已经输了第一着棋。但由于封建时代认知的局限性，它很“正义”地无法看清这一点，只能沿着这步错棋，一步一步地走向这个皇朝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