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近十数年来出现了“正面”和“侧面”之说。或许，这是较为全面看待历史人物的一种进步观点了。因为，在故往中国，缘于唯一性的所谓“是非观”和所谓“嫉恶如仇”的文化根性，对古往人物往往会倾向于或正面或反面、即或是或非的罗列，他们是没有侧面的（非此即彼、非忠即奸）。就清末时代而言，清末史料中充满了对那位洋务运动启动者恭亲王的褒赞。他就是一位任劳任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步的清室高官和长者。

对恭亲王的褒赞，史笔所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这便是载于《清史稿》中的道光皇帝考验接班人的“狩猎说”和“病榻对话说”。这两种说辞都很传统、很典型地说明了少年恭亲王文武兼备的聪明和耿直优秀品质。传统史论者（继承了清末舆论）更是以清朝从未有过的、道光皇帝临终的“一匣二谕”，来说明道光对恭亲王的特别喜爱，即一谕“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一谕“立皇六子奕䜣为恭亲王”。

笔者以为，任何舆论的出现，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恭亲王时代正是中外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末政府不得不实施洋务以“自强”的时期。恭亲王启动洋务运动和他清廷中枢的地位、他的长寿，为这种舆论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支持；而与他相比较的那位“皇四子”即咸丰皇帝，则是英年早逝。这其中有没有中国历史悠久的“成王败寇”观因素？一者说来，如果换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时期，恭亲王的名声会否与那时的、已成清史定论的穆彰阿、琦善、伊里布、耆英“奸臣、卖国贼”同流？二者说来，同一皇室中长大的恭亲王，与那位英年早逝而顽固守旧的独尊咸丰皇帝到底会有多大区别？这是值得质疑的。常说“历史不容假设”，即便恭亲王当了皇帝，清末中国会避免那段悲壮史？那也只能是割裂了封建皇朝传承性的一种说辞。

说到道光皇帝立六子奕䜣为“恭亲王”表达了对他的特别“喜爱”之说，笔者倒有不同的观点。中国古代皇帝历来就擅长制衡之术。一个“恭”字，是否正表达了道光皇帝特别强调六子（当时其他皇子均未成年）必须“恭顺”四子即咸丰皇帝的言下之意呢？咸丰皇帝即位之初，便在为皇太后（皇太妃）丧礼的等级规模上，因奕䜣的“不恭”，以“恭”字打压过恭亲王，这便反而验证了“恭”字存在的现实意义。在这点上，两位父子皇帝的心灵是相通的。更大的事件发生在后面，咸丰皇帝热河病死以后，这位在京恭亲王便联合热河后宫皇后（已成为皇太后），一举推翻了咸丰生前确立的“顾命大臣”为政框架，雄心勃勃地获得了唯一“议政王”地位。他是否就是清朝前代鳌拜的复制呢？恭亲王曾在1884年被罢黜权力以后的十年中说过：慈禧太后野心太大（清朝基业将毁于“方家园”）。而这是否只是他和慈禧太后的一句镜中对话——他们根本就是同类呢？由恭亲王所写《乐道堂文钞》反映出，恭亲王即使不为政，也在议论朝政，这充分说明了他那颗不羁的心；而这本来就是任人评说的一币两面的说法（后代史学者就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权力争斗，写有很多专著）。

历史学家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后人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其后史实和史料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而历史学家的责任，则是拨开时代舆论的迷雾。

恭亲王在清末史料的舆论中，一直是正面的；但不得不说，在中国社会发生自后的五十年变化以后，对清末历史人物恭亲王奕的史评舆论，则逆转成为了反面（纵向社会具有互为攻讦倾向的主流舆论，是所谓“是非观”的彻底颠覆，都不是“好人”——对后人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所谓的“敬祖”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讽刺嘛）。这是中国故往褒贬舆论（不识人）局限性的传统根性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