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待，自清末民初开始，崇洋媚外一词一直成为了中国社会内部两种对立（视为仇雠）思潮相互指责的共同用语，它成为了一头乱雾。如何拨开这头乱雾？我们有必要去看一看这个词形成的初期。

进入19世纪的清朝中国，仍处于弓箭长矛、镰刀锄头的农耕社会。由于中国历史规律性的国运兴替（中国古旧儒学称之为“循环史”），国内矛盾异常激烈，处于内忧之际。同期，经过清朝百多年闭关锁国和贸易通商的中外矛盾累积，欧美列强也开始用枪炮舰船叩响了大清的国门，外患不期而至。这便是19世纪中期爆发的国内太平天国起义和国外两次入侵性质的鸦片战争。

有近代史学者指出，大清的弓箭长矛和列强的枪炮舰船根本就不在同一个物质文明历史阶段上。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了，大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历史给了大清政府利用列强洋枪洋炮、史称“借师助剿”以镇压农民起义的机遇（太平天国也购买洋枪洋炮，但在中外联合镇压下，只成为了齑粉）。可以这么定论，大清政府认识西方列强的媒介，正是洋枪洋炮。它是否在对外经验和本国实践相结合中得出了这样一个认知观念：拳头才是硬道理？——洋务大臣李鸿章说过一句很具代表性的话：只需“开花炮弹”，便可拯救大清。清末近代化的历史自述是：由官绅推动的、清政府实施的“洋务运动”，首先在军工业的起跑线上起跑了。这很符合哪里受压迫哪里便发生反弹的哲学（或物理学）道理。从物化的角度上看，说大清政府崇洋媚外，一点也不为过（被史笔称为“徒袭皮毛”）。这一阶段持续了三十多年，清政府命名它为“自强”运动。

然而，大清政府很悲壮，物质（武器）上更新换代的自强运动于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而成为了齑粉，装备了洋枪洋炮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无可非议，政府是国家的代表，大清国反弹了。清末史自述，维新变法应运而生，它在清末上层社会声势浩大地展开了。

数十年洋务运动造就了一批人才，历史给了说到维新变法便非得提到的那个康有为一个机遇。这批热血的后进人才，提出了“以敌为师”的口号。这种理论成立而实际操作很难说服大众的勇气，也为维新变法失败、墙倒众人推留下了危机伏笔。康有为在为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而编写的《日本变政考》中这样说：

“日本变法之始，不先买枪炮，不先置轮船，不先练洋操，而先留意于户籍、地图、备荒、赏罚、学校、商业等事，此皆孟子所谓民事不可缓也。盖国者积民而成者，未有不讲民事而国能富强者也。”

显然，这是康有为对三十多年洋务运动失败、内部“变局”不足的反思（他说“以修内政，何政不举？”）。由于康有为有借日本维新而为自己变法寻找理论、实践依据的嫌疑，后人可以姑且在他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不先”上留下存疑（史实只能是两者并重，缺一不可），但他的“留意”，即在主要和次要的分析上，却几乎和他同时代或稍前的无数清末洋务思想者观点，是一种同叙了。于甲午战争前（1891年）病逝、二十年前的洋务官员郭嵩焘（曾国藩同乡兼好友）曾批评洋务：“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当时无数洋务思想家都提到内部变革）。晚年支持维新变法的李鸿章（行将就木才醒悟）也说：仅在外表上模仿欧美，是“不窥西学之堂奥”。在这里，堂奥、本源、国内民事，都是在国内根本上追求变革诉求的一种同指。自身改革为主、为要，模仿及借助外力为辅、为次。

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一段清末史说明，清朝“祖宗之法”战胜了“维新变法”。它的意思是：在旧法不变的前提下（那位义和团“祸首”、守旧分子军机大臣刚毅说：“我朝成法，尽善尽美”），仅取欧美的先进物质和官制形式。在只取形式改变（清末民初时人所说的“拿来主义”）和注重本源变革求强的两者比较中，谁更是崇洋媚外者？祖宗真是一个好东西，在脑袋进入近代工业社会之际，屁股仍坐在中世纪封建农耕社会，屁股决定着脑袋。清末史告诉后人，不求中国内部改革求强，即依靠中国社会自身力量以求全民富强，而只获取表象和形式与外国接轨、获取物质文明成果而非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同步文明，便只能是崇洋媚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