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及由此产生的舆论对这个国家的走向无不存在着方方面面的主导影响作用。假如说，由于清末政府依旧存在着“天朝上国”观，清末中国逐步走了这样一条“外交”道路：一，中国民间首先睁眼看世界，著书立说介绍西方国家情况（十九世纪初持续至四、五十年代。比如王大海的《海岛逸志》、谢清高的《海录》直至魏源、徐继畲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二，清政府不屑一顾雇用美国退休外交官蒲安臣作为中国第一任使团团长（六十年代末），三，任命清政府低级官员出访或出任驻外官员（七、八十年代。成效差。满族皇亲国戚才是无可非议的国家主要领导成员，但他们不屑于这种“鬼使神差”），四，清室旗官和汉族高级官员出访外国，实行“仿行立宪”（二十世纪初），那么，中国与世界接触的国际“博览会”，也就成为了清末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演的一个缩影。

第一届世博会于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行。当时英国是世界公认的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它自称“日不落大英帝国”。由于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源发地，工业革命取得了很大成果。这次世博会英国展出的先进工业产品，为它赢得了巨大荣誉（也引来滚滚财源）。史料文献说明，无数英国人为这次世博会展出的英国产品感到自豪。中国产品也在这次世博会上亮相，但来源却是沿海口岸洋行的个别中国买办，和在华英国人私人提供品。参展的产品都为传统手工艺制品，如茶叶、棉花、药材、瓷器等。其中，上海宝顺洋行徐荣村的“荣记湖丝”，“起初因包装简陋遭到冷遇，但经数月展出，湖丝仍光彩夺目，终于荣获大奖”（引自王晓秋《改良与革命》）。后人阅读这样的史实和历史学者这样的叙述，会否从中领悟到某种寓意？尽管中国民间创造力不为人注目，发现需待时日，但它才真正是中国社会本质所在？

在1867年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出现了“旗帜鲜明、冠服华丽”的广东戏班子，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中国人身影，这个人便是遭清政府通缉（贬称“红毛状元”）而出逃香港、欧洲的王韬（后来的清末洋务思想家）。他在《漫游随录》中描写了“物玩精奇”、“美不胜收”的各国展品。

清政府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的，是1873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世博会。与清末第一个外交使团惊人相同，清政府委派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作为这次参展团团长。这次参展只是“炫奇赛珍”，被史笔称为“赫德之赛会”。

中国官员第一次正式出席了1876年于美国费城举行的世博会，但这个官员确实只能是清政府体系的无名小卒，他是南京人、任职浙江海关文书的李圭（几乎就是当时社会清廷主流舆论中的“汉奸”）。清末史实是，当时中国海关官员由外国人一手包揽，中国人毫无升职可能性（为此那位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辞去了海关职务）。李圭对美国大型蒸汽机、抽水机、打字机，对英国织布机、瑞士钟表等“皆赞叹不置”，认为中国应“仿而行之”。世博会上中国瓷器被抢购，但茶叶“掺杂太多”、“做法不善，粗细相杂”，李圭认为中国商品如果不加以改进，“上何以裕国？下何以利民？”但中国历来有“人微言轻”的历史传统道理，亲历者李圭所言，任何人都可以理解为“牢骚”而被历史所尘封。

清末中国正式以政府名义参加世博会，是在1904年于美国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满清皇族溥伦担任正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参展物除了那些传统产品以外，小脚女人、娼妓、乞丐、囚犯、鸦片烟鬼的塑像也作为了陈列品。结合当时西方殖民政客蔑视中国人（视为等同于非洲部落）的思潮，这无疑展示了中国的落后。当时国内《东方杂志》愤慨抨击：“此次出品名曰陈赛，实无异于献丑也”。传统近代史述常把责任归咎于当时的殖民西方政客（外因），但清政府正监的责任呢（内因）！或是他们愚昧无知？或是，联系当时清廷“洋奴”地位，它是否也一屁股坐在了殖民者的交椅上（清末政府一贯实行既联合又排斥的对外政策）、蔑视中国“子民”、视中国人为“他”而非“我”！结合清末史料记载满清官员认为维新变法是“保中国而非保大清”的观点，历史地看待，这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清末史料说明，就在同期即20世纪初，在中国举办世博会成为了很多中国人的富强梦想。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家陆士谔（1878——1944）所写《新中国》描绘（主人公梦见）“万国博览会”在浦东举行（当时只是一片沿海滩涂，一百年后梦想成真），便具有代表意义。这是渴望中国科技能力真正强盛的一种寄托。

清末政府的“外交”，总体上走了一条抗争、妥协、再抗争、再妥协的道路。也许仅仅从清政府对外关系策略变化上，很难看清它所具有的真实的东西；结合当时中国参与世博会、走向世界的另一个剖面，则会更显出那个守旧的、立体的清政府统治观。假如清末政府惯性和惰性地具有“天朝上国”的主观感觉，那么，清末中国的悲壮历史，正是它在这种感觉中一步一步地自己书写出来的——内因起决定作用，这无可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