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常常被近代史学者引用的普世观一词，最近出现在了某些官方媒体上，个别人甚至认为，要把中国观变成普世观。那么，什么叫普世观呢？近代以来的人类思想发展史说明，世界由人类组成，因此普世观也可以称为普人类观；中国有一句古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但凡是人所共有的心理活动，也可称为普世观。

据《史记》记载，汉朝初期在中国南部山区有一个叫夜郎的国家，当汉朝大军前锋越来越近的时候，夜郎国王发出了这样一个疑问：汉与夜郎孰为大？这是中国成语夜郎自大的出典。历史学者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因此，夜郎国何时在中国版图上消失，史无明确记载。假如现代中国人非得考古发掘出一个夜郎国，以还原其历史悠久的民俗民风，也只能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其实，夜郎国王问的，是那么一句大实话；反映出的，却是一种见识。一个自认为古老悠久、民风淳朴的夜郎国，离开了对外见识，是谈不上“大”的（缘于交通工具的局限）。

但“大”是一种“普世”心理。中原大国汉朝自后传承的，便是一种大国心理。中国封建皇朝传承到清朝末期，时代名臣曾国藩为中国古往历史作了旁注，他说：“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国土广袤、人口众多，成为了自古“家天下”中国历史悠久的“富强”观。历史上夜郎国存留的“见识”（不足）一词早已随夜郎国的消失而消失了。

清末第一次鸦片战争史料清楚记载，道光皇帝向当时驻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两广总督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英国在哪里？它有多大？是否与俄国接壤？二十年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失败，清末史料《筹办夷务始末》记录了清朝官方档案：“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又过了二十年，清廷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在花十年写成的《日本国志》中说：“余观日本士夫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中国古往“史家旧习尊己侮人，索虏岛夷互相嘲骂”。他认为“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这同样反映出了一个“见识”问题。清末历史记载了中国人对外见识觉醒的一段悲剧、悲壮过程。缘于清末统治者主导的惯性和惰性作用，见识两字只完成了半拉子工程，有见而无识。这个半拉子工程，是否仍在对今日的中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所谓大国可办大事？

由于近代西方对清末中国的入侵，中国批斥崇洋媚外者曰“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那么与之相照映的，则有另一幅画面：有人向清廷报告：外国人是异种，他们缺一只胳膊，还缺一只眼，中枢亲贵哈哈大笑说：听着舒服。有人向清廷报告：外国人和我们长得一样，中枢亲贵怒目：拉出去杖毙——在中国从近古、近代“天下”时代进入现代地球时代以后，这种对外心态，在浮于社会表象的当今中国，不得不说，依然存在（这种意气用事的观念没有得到客观合理的引导）。

上个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就一句子达成了共识：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至今的世界仍是丛林法则，这要求中国以世界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和世界、中国人和全球人类的关系，而非立足于中国，低头埋首捧出的，却是一本古老中国的典章。如若如此，这本典章，也只能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人类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曾经的一页。

自清末近代开始，欧美各国对中国历史及现状大有研究，而中国却缺乏同等的对外研究。笔者以为，为增加对外了解，应该进行欧美历史、人文知识及社会现状的普及教育。上世纪以来，虽然已有很多专业人士在从事这一事情，但不普及、不大众化便远不够——认识世界和研究外国的重要性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共识，也是中国文化“知己知彼”的主旨所在。中国百年近代史便是歌颂无数“见识”者即“睁眼看世界”的一部史书。有当代学者指出：从清末学者魏源《海国图志》（而非“皇谕”）开始，便有了“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这是近代以来但凡中国人的共识，它无可辩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