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认同，数千年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中外历史学家都认为，文化是构成社会制度的重要因素。基于此（这种叙述等同于说）：中国有文字（同文）记载以来的三千年封建王朝的毁灭和再生，只是一种从头再来（一脉相承）的复制。其间虽有适应民生社会发展需要的改进，但在历史长河的同种文化思维的制约下，这种改变只能是微乎其微的，也是不确定和有进有退的。

在曾经的一个社会剖面阶段，中国曾把“借古讽今”作为一种不良文风；但展开中国历史的整幅长轴，借古讽今恰恰是数千年文化制度一脉相承的文风，它不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阶段、甚至任何个别人的独创。很多历史学者在提到中国封建皇朝史时都会指出：它就是一种循环、更替和复制，这就为借古讽今提供了历史条件（列宁在1913年发表《亚洲的觉醒》一文，说：“中国不是早就被公认为是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借古讽今的另一种表达叫借古喻今、厚古薄今、以史为鉴（皇族史和英雄史），而厚古薄今正是自古华夏民族溯根性“华夷之辨”的宗旨，它（所谓“主流”）借的就是“古”。

清末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之所以要举着“托古改制”的大旗，便缘于传统中国人对一脉相承的“托古”文化思维的认同。除了“托古”外，康有为还采用了“仿洋”。就词面上说，它既具有了中国历史社会的纵向比较，又具有了进入世界时代背景下的国际横向比较。它就是后来中国发展而成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但就实际上说，这个“洋”仍是外国的“古”。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末期所写两本著名的书《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名义上写的是俄国和波兰历史，却正是借古喻今、指着和尚骂贼秃的典范。

在写沙皇彼得大帝（1672——1725）改革遭遇阻力的时候，康有为写道：“盖变政之初，其世家贵族皆久豢富贵，骄倨积久，不与士类相见，又不读书，夜郎自大，皆以己国为极美善，故皆阻挠大计。动曰国体有碍，或曰于民不便。或出于愚昧，不知外国情形。或实惧君上之明，无所售其奸。虽知国势溃乱，漠不动心。以为一旦变法，而失吾富贵，宁使其不行焉。苟得负宠据位，以终吾之身，祸将不吾及。此患得患失之心，以亡人家国者。”

在写波兰沦为瓜分境地前夕的时候，康有为又写道：“有言新学者，则斥之曰异端。有言工艺者，则骂之曰淫巧。有言开矿者则阻之曰泄地气，有言游历者则诋之曰通敌人，有养民者则谤之曰倡民权，有立国会者，则禁之曰谋逆，凡言新法新政者无不为守旧者所抵排攻击，甚至倡造谣言，颠倒是非，使言变法者为噤口结舌。”“一言变法，若不共戴天之仇”，“深虑变法之后，失其禄位而已”，“不过摭拾一二新法，亦乐得大众糊涂，一切权利可为其播弄”。 康有为认为，针对波兰国内开明官员变法主张，守旧“大臣皆压抑之，诬为异端乱民，或更诬以欲为民主不道之语传播于国，务陷之罪，以箝众口”，甚至“虽受制于俄，亦不失为国，若变法论才则我辈之国先失矣”，波兰大臣“皆不以国之存亡为事，惟以一己利禄为事。故不思外患，惟日事内讧而已”。

后人不知俄人和波兰人是否会认同康有为所写的他们的这段历史；但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确实存在着共性的一面。但就康有为来说，指桑骂槐、隔壁打水缸、借古喻今——他指的就是清廷那些旧贵，才是他现实性实施变法新政的目的所在。文化思维相同，立场不同，产生的结果仍只能是荒唐的。这便是清末维新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和两年后清廷不得不重拾戊戌变法内容的“清末新政”的结局。清末康有为只能是这样一个“文化”人；反之亦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