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笔者在央视科教频道上看到了这样一则考古发现：2005年在陕西韩城出土了大约周代春秋早期的多座贵族古墓。发掘至腐烂棺椁盖板以下，惊现的是覆盖于死者身上（已化为泥土）一套完整的由身体各个部位组成的做工精湛的串珠、串玉饰品。按古代中国“侍死如侍生”的习俗观念，此人生前也是这么穿着的？如若果真如此，这会使人想起了当代电影、媒体上出现的那些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原始部落强化地位身份、挂满各种饰品的“酋长”打扮。

至今中国民间仍有这样的说法，认为古代中国的玉器来源都为原生态，即由山体垮塌而在河流冲刷下自然形成。古人也留下了人们在河床上采挖玉石的场景描写：“玉拟羊脂温且腴，昆冈气脉本来殊。六城人拥双河畔，入水非求径寸珠。”更有相关专家认为：“古代采玉是指在水里捞玉或在干涸的河床上拣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开采矿石。”但众多考古发现的无数古代玉制品对这种说法留下了存疑。难道持续三千多年的这么多无以数计的玉器都取自于“现成”而不是古代某一历史阶段的古人通过技术在山体中开采的？

无数可靠史料说明（考古），中国民间早在历史久远时期就有了半机械化的制造工艺（例如木轱辘）。中国自古至今手工业制造工艺的先进性，是得到近代以来世界（当然包括中国后人）公认的。清末史料留有一位欧洲探险家对中国艺术制品的赞叹：“我承认中国艺术对外国艺术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外国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你随便拿一件中国艺术品，放到其他任何地方，它都会显得优雅而得体；但是一件漂亮、精致的外国艺术品拿到中国来就会显得不合时宜”（引自萨拉.康格《北京信札》）。

但是，历史无情地说明，物质生产力必须和社会人们思想创造力同步发展，当人们思想创造力黯淡或倒退的时候，物质生产也会同样如此。社会思想（或说社会智力）开化和进步与否，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否；而对社会思想产生巨大制约作用的，便是有史以来的历朝历代统治者观念。这是世界近代以来产生的社会学观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互相涵养。但中国古代历史呈现出来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封建皇朝毁灭、再生的更替和复制；更有历史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便是落后游牧文明战胜先进农耕文明的一个漫长过程。这便存在了古人创造力“失传”的可能因素（个体性师徒相传也是艺术创造“失传”的一个因素），而对古代艺术制造工艺失传的观点（很多古代工艺和技术已成为历史之谜），几乎就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历史学者和各类学科专业人士的共识。也正因为这种失传，使现在的中国人误读了古代无以数计玉器制品来源的那种技术能力（经流水冲刷成的精美“籽玉”一般都控存于历史上不劳而获的上层社会——上贡制，这也强化了那种玉石来源之说）。

清末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夫人萨拉.康格有这样一段对清廷高级官员在紫禁城会见外国公使团的描写文字：“长廊规模宏大，装饰华丽，上方是沉重而突出的黄瓦，由柚木柱子支撑着。最后一个亭阁色彩鲜亮，装饰眩目，宫眷们就站在汉白玉台阶最上方的宽阔平台上，两侧则站着大臣们。他们都身着华丽的东方服饰，佩戴着贵重的饰品。他们自然而优雅的举止及过分的谦卑使这道风景显得更美了。这仿佛就是神话里的一幅画，而此刻明媚的阳光正照耀着这幅鲜活的图画。我从未见过有什么艺术作品能与之相媲美。中国人追求色彩与重影的效果。我从未像此刻这样希望借助笔墨所创造的艺术效果来表达我从这幅特有的中国图画中见识和感受到的一切。”（同上书）

康格夫人用她绘画般的文字为后人留下了清廷官员、宫眷们真实生活中的这么一副灿烂而又华丽的场面，它可以令人遐想：这就是古代众多神话故事中创造出的那么一个景象。中国古人的创造力，没有在它本质创造力的一面发展，而仅趋向了浮华和表象化——它的主导作用力，无疑正来自主导性的、享乐性的、注重并神化象征意义的统治者权威。创造力失传了，落后了，从头再来了；而浮华却被传承了。我们能否在二三千年前中国古代（墓葬）贵族的打扮和清末封建皇朝皇亲国戚所呈现的画面中找到有关中国艺术创造的历史前后衔接的共性呢？而这种发展趋向，我们至今能否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它的痕迹和惯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