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笔者在一档文化类电视节目中观看到了《大秦帝国》一书作者孙皓晖先生谈历史的一段内容。由于这是一台无法重观的网络电视频道（“卫视”才有三天重播期），笔者不得不记下了孙先生谈历史题材作品的三个关键词。

一，社会舆论普遍把文化素质差的说法指向民众，但真正的差素质者，正是一些戏说历史的电视、电影编导。

笔者赞同孙先生的这个观点。实在地说，民众只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无法确定的、包含社会任何阶层的社会群体。我们不否认民众中确有不少听风是雨的受体，但风源正是那些徒有说话权（传播权）的电视、电影编导。中国社会历来就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时尚倾向。当严肃历史题材一阵风过以后，尤其是那些带有强烈政治目的性的历史严肃题材经过时间洗涤之后被民众所失望，戏说历史题材反倒在身心愉悦得到了认同。传统中国社会历来就缺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科学的必备品质），一般民众也没有这个权力，“取其大体”（大致如此）即可得到社会认同。这也是戏说历史题材之所以有市场、会形成一股风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素质差是一种社会相生相养的关系。

二，不少编导把文学（文化）作为工具和手段，缺失了使命感和责任感。

历史学不是档案学，不是几个学者在书房中写出来的，它必须获得具有历史血脉关系的全体中华民族后人的认同（历史认同感）。而大多数普通人都知道，文化舆论（文学）自古就是历史某一阶段统治阶级用以统治民众的工具。当统治者把它作为工具和手段的时候，如何去指责同一社会大环境下的其他群体呢？严肃地说，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近代以来产生的科学观成分，而具有强化唯我独尊主观认知意味的、具有传承性的所谓古旧传统治权政治恰恰正缺失了这一点。

三，中国两千年历史走偏了。

孙先生此话很有惊雷般的震撼力。作为《大秦帝国》的作者，孙先生研究的，正是逐步走向强盛的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秦国——它就在“两千年”之前。中国自后两千多年的历史社会已经认同了那个时代为中国农耕文明高速发展、诸子百家思想成熟的“古文明”阶段。一个“走偏”一词，至少包含了以下三点内容：一，它和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文献史笔记载的“官绅民”几乎一致性把秦始皇骂为“暴君”是一种同指；二，正是中国历史大约“两千年”之初的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了继往开来的“新”儒学，而此一时代的大儒董仲舒就被后代儒者尊为“儒祖”；三，自后两千多年的、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的“儒者”（古代知识分子群体）一直争论、考证着“真儒”和“伪儒”思想，这种历史性的“考证”，正是因在“两千年”这个时间点上的“走偏”而来的——原生性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了传统帝王文化。

自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同期书写《史记》的司马迁确立了自后中国封建皇朝书写“历史”的模式）开始，儒学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时间点：一为西汉末年黄莽时代，它是自后中国历史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种学术流派的始点；二是隋唐时代，确立了“代圣人言”的科举考试，并确定了“道统”说；三是大名鼎鼎的宋代“宋儒理学”，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忠孝仁义”的“礼治”思想——成就了自后所谓“尽善尽美”的天朝观。这是“两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孙先生所说“两千年中国历史走偏”，和明朝末年史料记载的中国先人（学者）开始斥责“帝王史”、“英雄史”，是一种同叙。结合明末那个历史时间点，是否正由于世界背景“西儒”（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先人突破帝王“道统”观而知道历史必须涵盖社会各个领域的觉醒呢（同期科技著作大量问世）？至于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也称“原始儒学”），则成为了中国历史社会千年争吵未休、可能还会（可悲地）争吵下去的话题。

人类文明发展史告诉后人，任何一种“文明”被后人异口同辞地认同，不是靠统治者舆论宣传或“填鸭子”灌输就可以获得的，就像近古中国的“天朝上国”观。东方世界的古代春秋农耕文明如此，西方世界的近代工业文明也是如此，它必须使得人类社会发生物质和精神上（可称“思维模式”）质变性的、更大众化（即认同感）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