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叙述，由于政治、派系和互为利用的倾向，而有了走偏的可能性。时势造就的历史“英雄”，因其得势的结果被各种趋炎附势者大肆渲染，而失去了真实的原汁性，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由趋势性质烘托起来的统治阶级舆论。缘于此，后人的历史叙述，难免蒙上了一层迷雾，使人真伪难辨。不可否认，近代以来，无数学者对历史的叙述，有共性和复杂性，有相同也有差异；同一个史学者，在历史某一方面释读得较为准确，而在另一个方面释读得不够准确。这种现象的产生，便缘于各种史料舆论引发的那层历史迷雾。对清末名臣曾国藩的史评便是如此。那么，有没有较为接近原汁的史评呢？一定有的。清末时代先进分子（革命者）章太炎在其《检论》中这样评述那位时代人物的早期：

“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卫保乡邑，非敢赞清也。当是时骆秉章、向荣独知向义……湘人虽蔑骆秉章，又甚恶向荣为人，卒不能干正义，故其檄书不称讨叛，独以异教愆礼数之。洪氏已弊，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岂弟，是以没世不免恶名。然其行事犹足以惬人心者，盖亦多矣。……曾、左知失民不可与共危难，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数为长吏牵掣，是以所至延进耆秀，与共地治，而杀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

让我们来一一解读章太炎先生先生对曾国藩的这段评述。

“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卫保乡邑，非敢赞清也”。曾国藩组建湘勇团练，或说那些湘勇能凝聚在一起，只是利用了清政府“上谕”，目的只是保家护院（湘勇的团练性质）。历史既不能完全把曾国藩湘军说成为“清廷走卒”，又不能是把曾国藩组建湘军拔升到或“忠君爱国”或助纣为虐“汉奸、卖国贼”高度的那种舆论。曾国藩的思想境界，包括由赤贫农民（很多为无家无室的山寨“土匪”）组成的那些湘勇的思想境界，远远没有达到这么一个高度。“非敢赞清”，他们并非力挺清政府。农民的“卫保乡邑”，既有对（国）内性，又有对（国）外性。它和清末民间因受到内外侵害而造反和排外的各种史实，是一致的。

“当是时骆秉章、向荣独知向义……湘人虽蔑骆秉章，又甚恶向荣为人，卒不能干正义”。骆秉章是湖北巡抚，向荣为受清廷之命一路追剿太平军的广西提督，两人都属清廷体制中人，不能不信守封建皇朝宣扬的“忠君”之义，即“独知向义”。无论众多史笔和史述对骆秉章个人的好评和恶评（有史笔称骆秉章为“清官”），但在那么一个体制性“与民对立”的社会大环境中，骆秉章并不受湘乡民间待见，向荣为人更被人所“恶”。因此，两人并不能在湘湖地区产生号召力。

“故其檄书不称讨叛，独以异教愆礼数之”。历史记载得很清楚，曾国藩组建湘勇的《讨粤匪檄》，并非打着清廷体制内如骆、向那样“勤王”即忠君“讨叛”的旗号，而是以卫道的面目出现的。他以传统士大夫高倡的“儒教”，去抨击“粤匪”的“拜上帝会”这个“异教”，指斥（“数之”）所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他以“教义”凝聚起来的一个区域的农民，去武装对付另一个区域的农民。这就有了“护院”和“卫道”的双重性质。

“洪氏已弊，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岂弟，是以没世不免恶名。然其行事犹足以惬人心者，盖亦多矣”。洪秀全太平天国没有利用地方官绅（“方伯四岳”）固有的影响力（用历史后来的话说：没有建立联合统一战线），去反对孱弱的满清政府（虏：清末民初国人对满清的蔑称；“孱虏”即腐败没落的清政府），以获得汉族“岂弟君子”（善良厚道的人）的支持，因此难免被汉族人民所反对（“恶名”）；但太平天国造反“行事”顺应了当时的民心（惬人心），也产生了诸多的事例（盖亦多矣）——完全拔高太平天国和完全贬低太平天国都属于时人和后人的主观性（利权性和趋利避害性的）误读。

“曾、左知失民不可与共危难，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数为长吏牵掣，是以所至延进耆秀，与共地治，而杀官司之威”。曾国藩（包括左宗棠）深知民心不可失，方可共危难，而那些新组建的湘勇，又多为普通农家“田舍郎”。曾国藩带兵之初，就受到当地官吏的牵掣，造成他和地方官府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基于此，曾国藩依靠的对象，不是地方官府，而是那些不为官但又不失有乡民影响力的缙绅（耆秀），利用他们和官府分权，所谓“杀官司之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假如太平天国造反是“杀官司之威”（反官本位权力），那么，曾国藩利用湘军（乡绅）集团和地方官争权，则同样如此，两者有了共性。

“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同样，湘系民间势力在摆脱清政府皇权专制控制上，在当时“孱虏”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史述湘、淮体系走上地方政坛）。这种叙述，和太平天国造反以摆脱专制清廷，是一币两面的历史叙述。

综上所述，曾国藩讨粤，是为了捍卫传统士大夫的利益，非仅仅为了那么一个满清朝代；而历史长期以来的古旧传统士大夫（学说），又不得不现实性地屈就和依附于现世的政权，因为两者具有互为呼吸的利害关系，即后来的曾国藩不得不自削兵权、口念着纲常名教以屈就清政府。同样，太平天国运动在清末近代开始的“民之得伸”上，又起到了和湘、淮系崛起相同的历史作用。前辈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这种以个人和阶层（地主阶级）利害而非以清政府利害所谓忠君爱国、汉奸、卖国贼的释读，较为接近历史原汁（这一观点得到前辈历史学家萧一山的认同，并在其《曾国藩传》中加以引用）。当然，退一步说，如果没有清末开始的西方文化的融入（中国本土先进西化文化——也称近代文化），太平天国即使造反成功，难免沦入传统“家天下”观念中改朝换代的旧轨（太平天国大肆封王），就像曾国藩成功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如若他没有面临外国侵略的顾虑（即所谓“中立”的欧美殖民者随时会干预内政），他这个“巨蟒转世”之“神”（那个时代人们深信这种迷信），会否另立一个皇朝？同一种根深蒂固社会思维的文化土壤，结出的只能是相同的历史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