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有“中庸之道”之说，中庸意指不极端、取中间。但中国纵向社会的文化舆论，恰恰正毫无中庸可言。上个世纪中期开始，清末名人曾国藩曾被作为“反动阶级代表”批倒批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历史人物曾国藩又榜样式地被吹捧上天，颂扬曾国藩的各种著作书籍纷纷出现在全国各地众多书店中（清末歌颂曾国藩的翻版）。假如非得用中庸之说，那只能是，中国史学界采取了无为、搁置和暧昧的态度（可能还为后一种舆论推波助澜）。它搞浑了社会人们的思想，在认知观上得到了颠覆和从头再来的结局。

曾国藩是一个儒理学大师，是封建“天下”时代中国最后一个古旧文化的旗手，这点在中国史学界几无异议。作为一代儒臣，“廉”是曾国藩追求和自律的终极目标。曾国藩廉吗？和同时代众多被时人和后人诟病的贪官相比（制度性腐败的无数官员如曾国荃、李鸿章等等），曾国藩算是廉了。但从清末史料中，后人会看到那种“廉”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

古旧“成王败寇”观决定了曾国藩的“成”，真正只始于攻克“天京”的最后一搏之后。当时关于太平天国“圣库”，“中外纷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曾国藩奏折）。清政府也发下谕令，命令曾国藩把所获金银财宝押解进京，以充军饷。但清末史料已经使“圣库”成为了一个永久的历史之谜，许多旁证史笔也只使它存在于似有似无之中。

从南京江宁城之头到湖南湘乡曾氏老家之尾，各地各人的史笔（俗称所谓“野史”）似乎证据链般记录了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圣库”的去处：江宁码头上，搬运财物的湘军士兵源源未断；长江之中，数百成千条船只驶向上游；湘江之中，长长的船队向码头驶来。有学者指出，即使在今日的湖南当地民间，仍然流传着祖辈传下来的说法：曾家兄弟把南京城搬到了家乡。更有史笔称：“江宁财货，尽入军中”。

中国传统社会思维存在着“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文化现象。因“成则为王”观念，人们无法指责湘军主帅，只能退而求其次“隔壁打水缸”地指责曾国荃，而期望把曾国藩的“廉”作为所有官员学习的榜样（认知水平只有那么高）。在史料中，贪官“老饕”的称号只能让曾国藩九弟一人承担了。

曾国藩是如何回应清廷关于“圣库”的追问的呢？一说攻击南京之时“不遑他顾，伪官伪贼，一炬成灰”；二说“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另要九弟曾国荃告病回乡）即一是被太平军烧了，二是被湘军士兵抢去了。从“失士心”一词中，后人还可以体会到曾国藩软中带硬的威胁味道。

从当时湘军官兵只知有将帅不知有清廷、还有部将劝曾国藩另立为王（众多史笔记载）的时代大背景中，后人是否会有这样的领悟：“圣库”只作为了湘军别有所图的军饷？当然，这一决定权只能在曾国藩的主意中。而就清廷来说，到底是“圣库”财宝重要还是政权重要？以不了了之，只能是清廷最终的选择。就传统封建政权来说，获利只是可抓可放的把柄；古代中国一直有“顺者昌逆者亡”的独尊训诫，“昌”便是利益之昌。这几乎可以印证自后曾国藩“为官谨慎”、“如履薄冰”那种对待清政府的态度。

晚年的曾国藩在家信中说：“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辅助之力”，“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

曾国荃得“贪名”，曾国藩获“素愿”，一暗一明，正面背面，很有“曾圣”所崇拜的古旧儒理学文化的特色。那瓣显得灰暗的绿叶衬托出了清末及至今还在流传的那么一支红花。曾国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他是那个‘畸形’王朝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近代史学者董丛林语），这个断论较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