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界把西汉“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信史”。这意味着，西汉武帝之前的中国古代史，没有较为正宗的所谓“正史”官方记载。历史把秦朝之前的春秋战国定义为“诸侯争霸”的乱世。五百多年的乱世，是同期大一统周朝（西周和东周）的漫长分裂时期，而这个时代产生的诸子百家思想，则无可置疑地说明，新的思想，在原有大一统周朝之上，已经产生了。这便是“百家”思想。

但遗憾地说，假如14年秦朝是之前一统周朝的雏形复制，汉朝则是周朝的成熟复制（东汉末年“三国”则是战国的复制）；它遗失的，正是五百多年战火纷乱、血雨腥风洗涤出来的百家思想。

西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汲取了儒术之中“克己复礼”的思想，用“礼”去治理国家，即所谓“礼治”。自此之后，历朝历代产生的“道德文章”，无不围绕了这个“礼”，即“君为臣纲”这个“礼仪”等级所展开。从唐宋开始，“三纲五常”被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那些继往开来（改朝换代）的中国封建统治者视为“如日月之昭辉”的“天下”真理。末代封建皇朝的名臣曾国藩（理学家，即对古旧传统文化深刻理解者）所言“舍礼无所谓道德”，既是礼治和道德两者关系的一种强调，又是本质性皇朝道德真实含义的自我坦白。

但人类社会思想史的发展，不仅仅这一种方向。“独尊儒术”不但泯灭了“百家”思想，同时也把“儒学”的真谛湮没在了历史变迁长廊的无形之中，儒学真谛（前人或称“原始儒学”）和历史中国人玩着“躲猫猫”。真谛所揭示的真理愈躲藏，历朝历代前赴后继的中国文化先人便愈去追究。厚古薄今、“真儒”和“假儒”这种历史名词，便产生于对那种隐而不见的古代思想史的争执和追问之中。它还滋生出了考据、训诂、老雕虫、书生之见等等偏于不屑的系列词汇。中国传统文化不再具有向前看的特点，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成为了独此“家天下”中国有史以来学习、追究、寻索的光辉榜样。清朝嘉道学者龚自珍说：“药方只贩古时丹”；同期稍后的曾国藩则说：“经世之道不出故纸之中”。中国社会前进的沉重步伐，承载的是因湮没而产生的（纠缠于）对古代思想长长的追问谜题。

皇朝末代历史名人曾国藩既是镇压太平天国的能手，又被古旧传统学术界誉为传统文化的不二继承者。史料揭示，在京为官近二十年的早期曾国藩，滋生出的，恰恰是仇视官场风气、欲抓住机会离开京城，以及在湖南家乡初办团练时期和当地官场的格格不入（曾国藩书札云：“国藩昔厠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作为有“从二品”头衔的曾国藩，在地方上绝对是一位大员，他反思说：“思欲稍易三十四年来不黑奴白、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