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离不开土地。自古农耕中国具有保守性的文化特点，那是因农耕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和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职是故，有清一朝（继续明制）执行了保守和排拒性闭关锁国政策的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它由宏观的单一政治经济所决定。

历史长期以来，中国汉民族文化在与周边民族和地区（游牧民族）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占有着无可非议的主导地位，并由此养成了一种汉民族优越感的习性。

中国“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曾国藩语）。泱泱大国、人口众多，养育了这种不排除有“土豪”观念的思想。清朝统治阶级无法想象出小国能成为富国、强国的近代道理（不具备这种历史文化思维逻辑）。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天朝”观由来已久、深入人心。清朝士林官场普遍认为，那些来中国沿海经商的、长相怪异的“红番”外国人（和天朝人身体结构不同的有“犬羊之性”的异类），因在中国这个富强之国经商而得以生存，因带回“无所不有”（乾隆皇帝语）的物产而养活了他们那个不知在何地的“蛮邦”和“酋长国”，——中国养活了他们，即养活了英国——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和两广总督这段对话的史笔载入了史册。对外一个“夷”（来自东面的野蛮人）字称呼，既是传统中国对周边民族固有优越观念的体现，又反映出了对来自西方的经商者地理方位的错误认知（清朝“西夷”一词即产生于错误的地理认知中）。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在华经商有了立足地（租香港）和合法性。道光皇帝把《南京条约》视为“万年不变”的条约。在京为官的曾国藩这样记述：“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永不犯边，四海宴然无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一个书面条约，换得和他国“万年”和平，是“上策”！而一纸“条约”形成之时，对外“羁縻”策略也在整个清廷上层达成共识。“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曾国藩语）。自后将近二十年，清廷始终采取了这样一条载入清朝史册的“外交”策略。羁縻是很有文化的文字表达式，用口头语表达，就是坑蒙拐骗，加上皮笑肉不笑。它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内习性的向外自觉转移？——历史告诉后人，任何一种文化思维，必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内在发展逻辑。

通商需要货物流动和人员往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流动性质使外国商人不满足于呆在五个通商口岸（据说其中广州、福州因当地居民拒绝还不让进去），外国的货轮驶进了长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成为了通商口岸）。这和道光皇帝那个产生于农耕文明思维“万年不变”稳定的愿望发生了冲突。

西方机器工业制品从原来因等级特权制只能进入贵族官绅家庭，变成了因一条水道而辐射进了长江两岸的千家万户，并因价格低廉和美观冲击着中国广大乡村自给自足的小手工业制品市场。

湖北巡抚胡林翼在长江边上看到了西方的工业制品，那艘飞驰而过的洋轮，立时变色不语，史笔载他“呕血不止”，并从此“一病不起”。他认为，中国要改变落后的现状，已是“膏肓之疾，医治为难”。两江总督曾国藩也看到了，他认为“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人所能补救。”

道光皇帝死后，咸丰皇帝继续执行对外“一劳永逸”的策略，期望用条约形式（1858年《天津条约》）把那些贪得无厌、“重利轻义”的“洋鬼子”固定在那一张纸上，就像把中国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把天下读书人“穷经皓首”地固定在数千年讲求的“四书五经”上一样。但这个愿望依旧落空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留京和谈大臣恭亲王被迫和英、法、美、俄签订了条约。消息传来，在长江边上剿灭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阅后不觉呜咽”，但仍在用积重难返的固有文化思维去判断中外冲突，历史往后穿越性地认为：“皆五胡乱华气象”，难改那种积习成性的大汉族天朝观思维（史称“夜郎自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条约签订成功，在京的和谈大臣恭亲王，包括那些在京的清廷臣僚，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过程。他们从传统封建更替皇朝固有的“造反”、“政变”夺权思维，转向成为了西方人“非为攻城掠地”而来。一道道奏折雪片般地飞向正逃避（史称美其名“木兰巡幸”）在热河的咸丰皇帝御案上。但是，亲历者和非亲历者的区别在于：信与不信。在这里，固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起着决定作用，何况那个“以己度人”的对外“羁縻”策略同时在作祟着自己的灵魂——它不排除有着人类的共性。

条约签订以后，清廷上下再次出现“乐天为道”、“雨过忘雷”的景象。曾国藩甚至认为，外国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日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念其小者。”

众所周知，自后清廷开始了“自强”洋务运动运动。清政府一个“自强”之词，自觉坦白了“地大为富”、“人众为强”那种固有落后富强观念的改变。进入晚年的曾国藩，不再信守对外“羁縻”策略。他向北上去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提出了一条外交思路，谓之“诚信外交”。与外国经商以使中国逐渐脱离落后小手工业生产现状而走向富强的实情，使得曾国藩改变了固有的“外交”观。但是，如果固有对内政策先天性地缺失了这种“诚信”（包括平等共处），不知这种“诚信外交”会走向何方？历史已经来不及给曾国藩任何回答，只成了一种超现实的空想或说理想，他死在了两江总督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