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感觉和想象能力是超乎寻常的，这大概缘于人类是一种智力动物的本性。人的见识和见解大都来自自己的切身经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实践产生真知。也就是说，假如个人“实践”是有局限性的，那么个人“真知”也就有了局限性（长于深宫的中国古代皇帝无疑具有这种局限性——个人能力总是局限的）。一般说来，一个人的“真知”观、世界观一旦确立，则万难改变，这也是人们常说的“人不能被改变，只能互相磨合和适应”。人的真知观一旦确立，他会以他的感觉，无限地发挥想象力去判断这个社会和世界，并力陈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个体如此，社会团体形成的文化思维同样如此。这大概是人类社会所具有的通病。

社会环境是丑恶的，个人的真知和真话也就是丑恶的；社会环境是美好的，个人的真知和真话也就是美好的。这便是人们常说的“社会造就人”，古称“人才随士风为转移”（最近热议的表现真实后宫内斗丑恶的古装电视剧《甄嬛传》便属此例）。缘于此，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便在于寻找一种能够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使得大多数人可以际遇到真善美的社会制度。

尽管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但人类社会的常识告诉我们，也是很多人的共识：在这个社会中，真正的好人极少，真正的坏人也极少，大都是一些不好不坏的人。中国早有古人指出：“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导之东向东，导之西向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清末曾国藩语），谁也不要自以为是一个完美无缺、意志坚定的人；真实的自己，就是一个在芸芸众生中很“无知”地被“导”的、听风是雨的那么一个人（个人智力取决于社会智力）。

缘于人类知识的蒙昧性，中国古人常有英雄情结，期望能“解万民于倒悬”，成为那么一个“救世主”，这其实只是但凡人类共有的想象力而已；而想象力正只说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世常人。百年来的现代世界揭示，真正能够引导人类真善美的，决不是任何个体性的人，也不是由个体组成的任何集团，而是超乎每一个想象性智力动物之上的、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导向器：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无数前人一直在寻找的科学的法律性社会制度。科学的社会制度和人类这个感觉动物，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即不在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上。近代长期以来，中国统治阶级那些“解万民于倒悬”（所谓“天才”）者，一直就没有想明白，究竟是法律制度决定人，还是人决定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