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者关于满清八旗兵腐败无能的叙述，是一种共识；对太平天国时期由地方团练起家的湘军取代八旗兵，也多充满了赞誉（且撇开“镇压血腥”的历史功过），其中不乏对湘军崛起的究其原因的考证。这一考证，从曾国藩同时代的学者王闿运开始，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历史学者中从未停止过。

湘军兴起之初，作为一支能够对付并成功镇压新兴造反势力太平天国的武装集团，其活力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历史的叙述是，由湘军至淮军的迅速腐败，前后才经过了几十年甚至十数年，其前腐后继的轮回现象，也是载入史册的。

假如战争时期因需要而使得一支军队必须具有活力，那么，进入和平时期，环境改变而使得军队失去了功用，——这倒有点像古语“秋后的扇子”了。也就是说，被利用的工具性（和秋后“扇子”意味的供养性），是军队腐败的一个重要前提。战时，军队的自我更新取决于战场的需要，而战后，军队自我更新和保持活力的能力，便归属于拥有这支军队的国家或政府的一体性自我更新职能了。国家政府制度性的自我更新能力，决定了这支军队的自我更新能力，而有（儒学）更替循环史论的传统封建皇朝政府，正是没有这一自我更新能力。史述的清末湘、淮军迅速腐败无能，便缘于缺失了这个前提。

前辈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国藩）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证我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把军队的腐败归结为“我国治军的旧法”，即“我国治军”的旧制度，是一百多年来无数中国历史学者的共论。

我国军队的建设，经过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再不使用旧法如“秋后的扇子”一般“遣散”了事，而是实行军队地方化（古代军队“屯田制”也有此一意义），使它在整个社会机制中继续发挥着自我更新的功能。这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认识到军队也必须制度化地自我更新以保持活力的历史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古旧中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的“养”字，缺少了活力更新的内涵，则也不失为一种有失偏颇的说法。一个“养”字，正是其失去职能而走向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可以泛指这个制度机制中的一切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