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多年前上溯的千年封建时代传统中国，是一个官绅民社会。对于官来说，绅是民；而对于民来说，绅是官。绅是一个可以游移、难以确切定义的概念（那是一个只具主观认知的、模糊的、没有科学定义概念的社会）。地方缙绅是当地一方社会的领导阶层。

封建中国是一个农耕性质的传统社会，农耕的特点便是人必须依附于土地。秦朝始创的保甲制，便是传统中国绅民社会和农耕经济特点双重结合的产物。

由保甲制产生的捍卫一方平安的地方团练武装，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团练武装规模大小，视所属领导官绅影响力大小而定（以地主土豪个体来说，就是私家豢养的家丁）。一般来说，团练武装是不允许出境的，只是帮办着地方官绅搜获本地的“土匪”。农耕社会的守土性质，决定了地方绅民武装的这种性质。清末太平军起兵之初期，清政府发“上谕”要求各省在籍官员在地方兴办团练，便明确指出：“以守望相助之俦（同类），辄复纷纷调遣，必至迁地弗良，转滋流弊……”。

地方团练这种固有的自卫身家（也称“保家护院”）性质，造成了“败不相救”这一历史名词的客观存在。它几乎就是清末以后产生的对中国民间社会“一盘散沙”评论的同叙。就清末当时来说，国军“八旗兵”腐败无能、地方团练“败不相救”，促成了同为团练组织的、但倡导“痛痒相关”的曾国藩“湘勇”而成“湘军”的异军突起。

就数千年封建皇朝而言，守成皇帝远远多于创业皇帝。守成，即守住传统官绅民社会这一成例，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习性，封建皇朝一切的主流舆论、治术手段、指导性策略，无不围绕着“成例”两字，即使撇开了既得利权（宣称重义轻利，掩利权于无形）。

现代社会常识告诉我们，社会人是思变的。人们习惯把人比作水，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之说，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说。不是上变，便是下变；不是左变，便是右变；不是前变，便是后变；不是好变，便是坏变；不是新变，便是旧变，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像水一样无所不往。——传统旧中国给出变化形态的答案是：古儒称之“循环史”（上世纪所说“螺旋式上升”一词不无主观良好愿望的成分）。

显然，封建皇朝的守成习性，和社会人心思变性，是相悖的；因此它的指导性理论，和社会的现实性，也是相悖的。这种理论只能把人固定在土地上（虚化、奴化、贬低民众和“固定”具有相同的历史寓意），对付社会安稳时期犹可，或说只针对安稳社会，而无法应付社会人思变的本质。它缺失了人类社会向前延伸性，或说进步求变性的理论指导；它的守成，以古往为例的向后看，以及把人类社会固定在土地上的性质，只使得那些说教成为了教条，成为了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曲高和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