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后半纪，中国社会对进入近代的古旧科举制一致性持否定态度；本世纪以来，受主流舆论影响，加上现实制度性倾向（科举公务员考试），中国社会共同呈现出来的，是对古代科举制在清末被废除的惋惜。这就是笔者前文所说的：中国人是“一只船上来的”。

中国历史长期以来，没有给传统中国营造一种独立思考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观念。近代一百多年来，尤其是清末民初之际，一大批中国前人曾作过“独立之人格”的努力，但历史地看待，这个努力失败了。中国社会仍然有着那么一个人云亦云、听风是雨的大环境。

科举制是古代农耕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的自然产物，具有历史“合理性”，这点不用置疑。科举制所具有的狭隘性和使知识进入死胡同式，也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一百年来前人所指出的落后性。古代科举制不是一种教育制度，而是一种选官制度，这就是清末无数官僚和学者所说的“敲门砖”。这一点其实也早已被中国社会所认识清楚。但还有一个问题在搞浑着人们的认识，这便是把古代科举选官认同为“选人才”。官员就一定是人才么？且不论历史上的科举制滋生于古旧门阀制度（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土壤，——它注定了这个“选人才”必然仍存在裙带关系（清末“学贯中西”的严复科举屡次名落孙山，不排除有“反西学”人为操控的因素）。就近古以来，撩开官僚权力这层幕布，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对文化、艺术、科技作出贡献的真正人才，有几个是科举成功者？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作者无一不是科举落第者（包括《聊斋志异》、《儒林外传》的作者）。科举只是谋取“饭碗”的一个手段，是“卖与帝王家”的一个途径。这和自古中国学术难于独立几乎就是一种历史同叙。

后人承认“科举制”先进性，那么，自隋唐确立这种先进的科举制度以后，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应该向着愈来愈先进和文明的方向嘛！但历史的事实是，大讲“宋儒理学”的明朝承前启后地继续着落后，史料说明，明朝古人已经听到了欧洲文艺复兴的鼓声；仿制于明朝的有清一朝，历史的叙述是：进入清末近代以后，中国落后了；封建守旧与专制进入清朝已达到鼎盛时期。不可否认，任何一种制度的产生，都具有它的新陈代谢性，即具有先进的一面，隋唐出现的科举制同样如此；但其发展过程中的泥古不化，正是它的代谢出了问题，——把历史的精华和糟粕、把前人的营养和排泄物搞颠倒了。科举制具有“选人才”的一面，但它没有在这个面上发展，而是在“工具”（奴才）另一面上狂奔。这就是常说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真理和谬误仅一步之遥”的历史表达。

还有一个搞浑一般民众对科举制认识的历史知识点是：清末取消科举制，导致了无数士子（当时也可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失去了“饭碗”，导致了他们造反，导致了清朝灭亡。历史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确定废除科举制的1902年“清末新政”，是之前“自上而下”戊戌变法的继续。这种自上而下，说明了清末上层社会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废除科举制，决不是任何个人可以操作的，也不是所谓“被迫”一词可以定义的，而是一种时代和社会的共识，是“天下”时代进入“世界”时代的一种历史潮流，即取决于当时政治法律制度、近代化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何况，清末政府废除科举制以后，决不会如史述给人的印象那样，“乱象”多于“治象”，——其实它正是一种同等的“拔河”反向力，不到绳子断裂不会停止。清末政府致力于废科举（官制改革）、刑法改革、宪政道路的“治象”，它是为了顺应民心、新陈代谢地挽救自己的皇朝。

选官科举制废除以后，当时已经调入军机处的清末重臣张之洞拟定了《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具体规定对留日归来学生凡由日本普通中学堂毕业生并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凡由高等学堂毕业并有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分别录用；凡由大学堂毕业者，给予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凡由国家大学堂毕业持有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持有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再给予翰林升阶，并分别录用为官”（引自李喜所著《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

近代史学者的这些叙述说明，清廷的基石官制照样在正常运作，不过是包括官员的这种“选才”方向发生了一些转变。而这种转变，同样不是一时性被迫发生的，而是数十年清政府自为性“洋务运动”的洋务和引进、及清末“留学救清廷”的继续。任何人都无法断章取义地割裂这段历史。

历史并非是一部分人根据自己的意志书写的。如若如此，它便是让人看不懂的“任人打扮的历史”（民国初年著名学者胡适解读故往中国历史），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就不会认同自己先人的这种“历史”（危害深远）。此一时彼一时的人云亦云，决不是古旧中国宣扬的“尊上”的一件幸事，而是传统中国人“窝里斗”的社会土壤。它和中华民族文化精华“君子和而不同”（宽容）思想是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