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清末中国，内忧外患，是一个乱世社会。乱世会以人文观念对立的表象呈现出来，这是历史社会的一种常态。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就讲究“圈子”，有圈子便有“中心”和“边缘”，而边缘会产生离心力，无数大圈子套着小圈子的社会人际形态，便会以“一个中心”为原点，放射产生出无以数计的圈子边缘。这也是一种常态。中国人文观“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社会认知，大概便缘于这种经久未变的传统社会状态。假如说，此一时期晚年的魏源是官场的边缘人物，——他进入杭州投身佛门被官绅史笔认为同情太平天国、居心叵测，那么，此时为谋生和机缘巧合进入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工作的王韬，则是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中的边缘人物。他确曾同情过太平天国，还利用回乡之际（王韬是苏州人），上书太平军，建议“控安庆、争武汉、缓攻上海”。此信被清军获取而缉拿（为此，清末史笔贬他为“长毛状元”），王韬逃往广州，转途去了香港。仅秀才出身的王韬协助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显示出了他的文字功底。不久，借理雅各回国之机，王韬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欧洲游历。

对于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的王韬，后代学者有称其“不愿充当传教士的奴仆”的赞誉，这是后人在用清末以后产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思维去标杆他了。就中国具有实用观的传统民间社会而言，到底有多少“华夷之防”观念，是值得考究的，否则，王韬后来也不会远涉西欧了。就当时而言，为谋生而进入墨海书馆当学徒、翻译工作的王韬，在自己的笔记中，曾记录了自己被传统社会认为“事鬼”的“汉奸”的指责，这是一种两难的矛盾心理，既有无奈，又有悔恨。也许只能说，这是“边缘”人物王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任何传统中国人不可能没有的中国社会圈子向心力而已。无论是同情太平天国，还是同情被殖民的清末中国，都只是同情心这种人所具有的品德的体现。

此时的上海，是西方国家在中国沿海土地上的一个缩影，欲见识外国的中国官绅士子前往拜访者络绎不绝。王韬在笔记中写道：“沪上虽为全吴尽境，而当南北要冲，四方官盖往来无虚日，名流硕彦接迹来游，老民（王韬自称）俱与之修士相见礼，投稿赠泞，无不以国士自之。……惟是时日艰，寇氛益迫，老民蒿目伤心，无可下手，每酒酣耳热，抵掌雄谈，往往声震四壁，或慷概激昂，泣数行下，不知者笑为狂。”

王韬的“国士自之”、“无可下手”、“ 笑为狂”，正反映了他报国无门的传统士子心理。数年之后，在外力和内力的共同推动下，他的见识和思想基础，成就他成为了后人所称誉的洋务思想家，成为了清末中国的第一代报人（有“中国报业之父”的称号）。正如他诗云：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他编译的《普法战争》一书，被当时中外誉为和稍前的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齐名。

从王韬一生的“征逐之游”（游学、游历）来看，他就是那么一个他所说的既思报国“中外揖和”、又渴望田园生活“博庭内欢”的知识群体中的性情中人（而传统文化一直在塑造着“政治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