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始终相信，在世界融合时代之初，封建皇朝末代的中国先人和现代人一样聪明，也和当时先进与“文明”的西方殖民者一样聪明。近代以来大量史述著作所歌颂的“睁眼看世界”和睿智目光，同样存在于那些被后人批斥的守旧者之中。不然，西方文明的工业制品和技术不会首先（在清朝初年）流入拥有特权的清廷上流社会；太平天国时期，上海地方官绅就不会提出“借师助剿”主张（清廷接受并支持）；清廷派遣的驻外公使和不少官僚贵族就不会移居外国（著名如“德龄公主”）；清朝灭亡之际，部分清朝宗族就不会投靠外国武装组织（著名如肃亲王善耆及其女儿金壁辉）；更勿论清末著名洋务运动的发生（太平天国也搞洋务）。这是任何社会所具有的对立统一关系。笔者前文曾经说过，同一社会体系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和排斥，除了物欲和权欲。这是人类社会必然存在的一种优劣自然选择规律。

其实，清皇朝认识西方的先进，早就发生在清初康熙时代，这便是清史所载的、很多史述学者提及的年轻康熙皇帝向传教士孜孜以求学习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的那些史料（同期，中国儒学经典也经由传教士之手流入欧洲，并产生一定影响）。但是，正像每个人的“学习”和领悟都有一个过程一样，康熙皇帝也不例外。他在学习过程中，领悟到了先进背后的东西，他透过“西器”看到了西方的文化、军事、经济、政治，甚至制度，这不能不是由一斑而见全豹的一种睿智。史料告诉后人，晚年的康熙皇帝提出了“百年之后西学必将危害中国”的判断。于是，成为大清成例“王法”的“禁教”首创于康熙朝。所谓“坏人心”，“溃夷夏之防”才是那种睿智的诠释，它反向地把人心解放理解为大逆不道的反动。这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涉及了对落后和进步认识的认知观和世界观。传统学者说，这是一种时代和社会的局限性。尽管西洋工业制品仍在按自然选择之律源源不断地经由官位等级特权流入清宫和亲贵之家（包括清末“买办”在官场上很风光），但是，皇朝统治者却向中国广大的官绅民社会抛出了有清一朝一个著名的贬斥之词：奇技淫巧。这是清廷统治者所具有的物质（文明）会带来思想改变的睿智目光。自后，禁教、锁国、严禁学习外国语言（包括外人不得学习汉语）、拒绝通商、鸦片战争后华洋分居、洋务期间中西国情之争，不能不说，这是封建统治者睿智目光的一脉相承。而守旧者以唯我为中心的“用夷变夏”观，是否目光更深邃而非“愚昧”一词可概括（中国后人为什么不宽容一点、说它同样是睿智的表现）？让我们再去看一看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的预言：“若不稍变成例，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海防万全之策，数千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渐归颓废”。假如“名存实亡”是李鸿章对20年后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预言，那么，“危害中国”和“颓废”是否正是康熙皇帝和李鸿章的殊言共论呢！这是由同一问题产生的绝然不同的思维。

或者说，对中国社会传统唯我性的统治制度、小手工业农耕经济、军事、政治制度、社会面貌的不自信，才是这种不便明说的睿智；那种富者极富、穷者极穷、专制特权现象，才是这个皇朝之“家”（天下）见不得人的不自信。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首批到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便在马六甲、新加坡、澳门等地向华侨、华人传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是一种非法行为，是对大清“天朝”宗法等级制度即“祖宗大法”的严重挑衅；此时的清朝，处于时人魏源所说的这么一种处境：“彼贪人为政也，专脧富民，富民所罄，复脧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也。”（注：脧：剥削、搜刮。显然，魏源把“贪官”改成了“贪人”）这是一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天理”制度（和西方资本原始积累异曲同工）。

见不得人、我的地盘我作主，那种土皇帝和大财主式的自弹自唱，才是“天理”背后的睿智。甚至说，近代史学者常说的清末民初国人出国亲眼目睹西方发达而产生的“民族自卑感”，正是之前持续两百多年清政府主观盲目自大、闭关锁国“自损自”所造成的（注：国人在国外碰壁的自卑感反而增添了对祖国的亲切感，——恨铁不成钢）。

清朝行将灭亡之际，以“爱国”为名义的清廷旧贵族无奈而遮羞地担任着“洋奴政府”，却在指斥清初康熙早就预言的先进物质必然带来思想改变的国人为“崇洋媚外”，它也正成为了魏源所预言的清廷逼迫“流亡而国非其国也”的结局（与驱良为匪同义）。

后人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到目前为止的近两百年的中国变迁史中，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对历史人物和社会群体的褒赞和贬斥（魏源仅为一例），但时光流转，褒和贬（聪明和愚昧）只成为了循环，这一历史现象不能不令人惊悚。笔者以为，那种个体性的睿智（不能否认既有积极又有消极，但中国后代受单一舆论影响而惯于只取一面），是一种常态的社会现象，睿智目光的预言符合了后来的景象，也只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心所趋）或说进步而已。相比较歌颂而言，如何使得那种睿智因制度因素而成为一种社会土壤，才是后人更值得深究的，而非华丽辞藻、头头是道的个体性歌颂或贬斥。甚至，从纵向历史去看，华丽辞藻只相当于拨弄是非，是一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蒙汗药。

就个体而言，清末官僚决不会比任何一个西方殖民者来得更愚蠢。据史笔记载，清末皇族官僚说过这样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他妈的，外国官员比我还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