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传统古旧儒学有一个循环史论的观点。循环既可指封建皇朝的循环更替，又可指文化形态上“圣化”和“妖魔化”的推倒重来。封建文化具有一俊遮百丑或一丑遮百俊的特点，这是圣化和妖魔化在舆论上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社会舆论在本质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但由于皇朝专制制度造成的讳莫如深，历史给后人留下的，仅此而已。

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有了开拓和进步，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也有了优劣并举、较为公平的追述。但根深蒂固的千年文化传统，有没有那种旧有的历史痕迹呢？答案是肯定的。这里以清末历史人物龚自珍为例。

龚自珍以清朝社会批评思想家的形象留给了后世，他对当时社会的批评振聋发聩，获得了很多时人和后人的共鸣（当然不容于当朝。古旧中国不是一个提倡所谓“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国度嘛？怎么就容不下批评？），近代以来对龚自珍的赞誉和称他为划时代人物的著作，也可汗牛充栋；但是，后人在赞誉的同时，不忘对其批评，称他为地主阶级的改良派，只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旧有的皇朝统治。笔者认为，这种看似公平的追论，其实仍只是对同一对象各打五十大板的简单思维，是后人对前人的一种苛责。诚如有学者所言：“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改革和守旧的斗争都表现为本阶级内部治国方法的争论”（《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李进喜），不存在政治思维的所谓绝然对立，如若对立，则是权力争夺范畴。笔者前文说过，传统中国是一个不允许“宗派”的国度，但无数史论者恰恰喜欢用反复论证的“宗派观”去评判同一社会体系中的历史先人。这既是一种不允许和社会现实的悖论，又是中国社会固有“宗派”的自觉招认。

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产物，其思想必然来自现实，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逻辑。后人对前人“地主阶级”的定论，是后人“变局”以后的苛责和纵向社会变化以后的历史割裂观的反映。也许只能说，龚自珍对当时当朝的批评同样是一种向心力“爱”的表现，它不应该被近代以来的传统观点视为“仍是落后”，而是，对于一个社会共同体来说，不排除有了进步和积极的作用。

从现代哲学上说，对立和统一相辅相成，对立的目的只为了统一，而统一才是推动历史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用对立的思维方式去考量人类社会形态，只会使纵向社会的发展进入此一时彼一时的褒贬循环。无论是当时龚自珍对社会现实的批评，或是后来洋务运动期间守旧派和洋务派的思想冲突，甲午战争后维新派和顽固派的矛盾激化，甚至太平天国对清廷的反抗，以同一社会体系去考量，都是如此。上个世纪以来，这一史学观不断被近代史学者提出，并沉淀为一种思想体系。如清末中国从五、六十年代的“兵战”（富国），七、八十年代的“商战”（富民），到九十年代以后的“学战”思想，便是同一社会体系相同观念的同质进步。笔者以为，社会观念是一种民众性公共资源，它有别于被统治者独占的舆论资源（某种意义上说，后代的“群众路线”缘于对此的认识）。

中国自古就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观点。龚自珍那种“不同”的观点之所以获得时人和后人的共鸣，正说明了人所具有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而对前人观点各打五十大板的后代著述，是否仍留有或左五十或右五十的旧式痕迹呢？——在根深蒂固褒贬文化舆论循环的不自觉表现中（古旧政治黑白论的非此即彼，否认社会色彩多样性），它会否循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老路呢？社会发展的逻辑告诉我们，这不是不可能（8月6日新浪博客上还看见一篇像清末人一样说得头头是道大骂李鸿章“汉奸、卖国贼”的文章）。

假如“君子和而不同”是中国历史社会的文化常态，那么，“小人同而不和”（以私利实惠为共同）则是封建皇朝专制文化的自觉表现，它由时代认知所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