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自古就有把皇权比作“男人”、臣权比作“侍妾”一说。有不少中国学者都说过，皇帝在后宫置三宫六院这一女人群体的同时，他把偌大的一个中国天下后宫化了。这种把专制权力比作男人、把依附者比作女人的文字，在中国近代故往的文字中，几乎无所不在。民初袁政府时期，清末差一点随“六君子”一起被杀的杨致靖在写给出任弼德院副院长、作徐世昌副手的康有为信中说：“你做他的姨太太，我替你难受”。

千年循环传承的封建皇权在把天下臣民女性化的同时，中国后人惊讶地发现，这个皇权本身也在女性化。中国皇朝社会历来就讲求政教合一，即权力与文化合一。在那个文化之上，历史上有多少学者，都曾揭示了它“侍妾”所特有的特性。中国古人说：儒通懦。这是古旧儒学被帝权改造成治民（驯顺）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文化中反映出来的依附性和奴性，也早已被这个封建皇朝的末代国人（清末民初）所反复例证过了。皇权与文化相结合，给中国历史所呈现的，只能是一种相生相养的关系，文化女性化，皇权同样同样如此，这是由人类所具有的社会一体性所决定的。

清末维新人士沈增植（官至安徽布政使）曾对好友文廷式（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说：“今天下士大夫多顾虑，少担当，好揣摩，怀嫉妒，殆无一不类女子者”。这里“士大夫”所“类女子者”，可喻为一种官场习气，是那个唯一“男人”在悠久封建皇朝历史至尊霸气的传承中不经意间培植的官僚体制内习气。

当代历史学者张鸣教授在《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总结了传统近代史观对清末一段落后挨打所具有的“三妇心态”。“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你们从头至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这个反抗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第三种就是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这是这种女性化在文化传承思维上的不自觉表现。但笔者以为，还应该存在着另一种心态，叫装男人心态，这就是上世纪初鲁迅先生所讽刺的“我祖上怎么怎么”阿Q心态。

前几天笔者在新浪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2013年6月8日）。文中列举了“装模作样”，“晦涩难懂”和“粗鄙不堪”三种人文现象。假如末一种便是张鸣先生所指的“泼妇心态”，那么“装模作样”便是一种自以为“祖上怎么样”的阿Q心态（第二种源于历史文化包袱）。这是一种几乎无所不在地体现出的“端着”心态，清末时人所叙说的“雨后忘雷”仍然“文恬武嬉”就是这么一种心态。从正视现实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说，这种不接地气、老臆想着祖上的“端着心态”，更会贻害无穷。

人文女性化特点还体现在对现实社会的感性多于理性、主观多于客观、人文观多于科学观上，帝王文化同样如此。

她柔情地说：天下都是我这条龙凤的“子民”（龙的传人嘛）；她多情地说：天下应该恪守我认为并事实上存在的忠孝仁义等多种人类情感；她还温情地说：我爱你们，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