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所趋一词常被历史学者用来叙述中国封建皇朝改朝换代之际的社会局面。其实，按人类本质上的社会性（百姓百心）来说，大势只能是乱世的同义表达，即两者同期并存。

就清末义和团运动，时人在《驴背集》中这样叙述北方各省的“大势”：“京畿东南各省，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这几乎就是清廷慈禧政权宣称“同仇敌忾”、“一决雌雄”向外宣战诏书所写的相同内容：“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现在有人说：那份诏书只是对内上谕而非“宣战诏书”，笔者不得不承认这种人的主观性细腻心理的强大！）。

然而史实远非如此。

传统封建皇权集团在枪口一致朝外之前，常常会先进行内部的整肃，这几乎就是人类远古原始时期“祭旗”的一种相同历史逻辑（后来叫“杀鸡给猴看”）。清廷便以杀“主和”五大臣之血祭了这面宣战大旗。

清廷“义和团”把清末数十年洋务运动以来一切和“洋”扯上关系的人，定论为“一毛”至“十毛”，都在宰杀之列。烧毁中国教民房屋、杀害中国教民事件载入了这段史册（洋务近半个世纪以来皇城之中上至皇亲国戚的各个阶层都有人入教）。他们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时人《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既籍仇教为名，指光绪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罪也”。“龙”指曾主持变法的光绪皇帝，“二虎”指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则指包括“五大臣”之类的那些清廷上层曾经的变法主张者。但大多史者论：实际上却不排除有端郡王载漪集团为了皇储夺权的个人动机。

北方义和团运动之际，南方各省几乎同时出现了唐才常自立军“勤王”武装起义和革命者组织的反清惠州起义，包括四川等地的会党起义。据《自立会史料集》记载，当时主张“保皇”的自立会（自立军）成员、留日学生秦力山“只身至天津，求见拳党大师兄”，劝说义和团改扶清灭洋为勤王排满，但“拳党斥力山为二毛子，命牵之出”。

义和团排外大势，因反洋而殃及一直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的洋务派、改良派和反清的革命派，一律视他们为异己分子（史论“盲目”之一所在）。《义和团史料》说明：拳民“又恨南人刺骨，意为南人在该处均受役于洋人，以及电报局、铁路车站等处与洋人声气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曰‘二毛子’，南人遂被害，逃出者无几”。这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京、津官僚和“义民”对南方各省的谩骂和迫害南方籍官员的一段史实。这种地方区域性对骂，由于某种制度性社会模式的未变，它同样不能不循环传承于中国历史社会中。

大势裹挟了狂热，它又因中国社会内部反向之力的作用，而愈欲显出它的大势性，它的真实要求是获得“同仇敌忾”性，但却掩盖了社会一词的本质。这种乱世和大势互为依托共存，可谓大一统自古中国的历史性“国情”。乱世这种推倒重来就像汉皇朝至武帝时代、清皇朝至康熙时代才渐趋平稳一样，它只是循环中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