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末义和团运动，一百多年来，除了为数不少的冷静学者以外，中国大多数惯于听风是雨的民众（惯于受政治舆论影响）几乎一边倒地对它持否定态度（上世纪中国大陆曾一边倒地歌颂）。这种一边倒，是否正反映了千年中国非此即彼的文化心理痼习？这种判断心理，扭曲了历史事件（包括历史人物）存在的客观性。它是否正是中国先人“义和团”心理的折射呢？由此，我们不妨去寻源一下义和团心理的发展轨迹。

史者定义，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排外运动。这个“外”，是列强以先进枪炮作后盾下的工业品输入，外来机器制品夺走了传统小农经济、低效率一家一户式自给自足无数中国小生产者的饭碗。

时人郑观应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之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

京、津义和团运动中因对外“主和”而被清廷杀害的“五大臣”之一袁昶说：仅北京顺天府所属州县，“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就超过四万人以上，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瓷盆，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天津一月记》）。

对此，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评论说：“这种忿恨酿于饥饿和血泪之中，但这种忿恨所包含的愿望又与旧的生产方式连在一起。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洋人洋物，于是，所有的外来之物都成为了痛苦的原因。以排外主义反帝，波及轮船、铁路、电线、机器、洋学堂、洋装书、洋话、洋服。这种斗争方式，既表现了那个时代多数人的民族情感，又寄托了旧式小农和手工业者的本来愿望”（引自《陈旭麓学术文集》“庚子和辛丑”一文）。

即使撇开和那些小生产者关系比较远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民教冲突以及列强越演越烈的瓜分狂潮（即底层民众也许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这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损害，就足以激发原本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社会土壤所具有的排外情绪，它以一体性表现出来，就成为了史者所说的包括广大中国先人的“民族性”。

维新变法激烈主张者康有为曾在《京师强学会序》中说：“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

陈旭麓先生说：“刺激康有为的东西，也同样刺激了下层社会中人。”他这样细缕分析：义和团“所抵抗的，是一种渗入自身而又盘根错节枝叶相连的异己之物。在这里，外来的东西一部分已经内在化，一部分正在内在化。”（同上书）这是义和团排外必然引向内斗的相同表达，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积极和消极共存的现象。

那些受舆论影响易于一边倒的中国后人，可以试问，身处于这样一种复杂损害之中，是否也会就是当时狂热排外中的一分子？假如把列强瓜分作为一种背景和外因，那么，义和团运动之前的百日维新和戊戌政变这种内斗，以及义和团运动中清廷表现出来的对其先利用后镇压，就已经反映出了这种非此即彼、一边倒的历史现象；而它正折射出了后人曾经的全盘否定和全盘歌颂的相同民族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