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在19世纪末维新变法时期曾汇编《西学书目》，大力提倡“新学”（在移植外来文明同时必然存在同化现象）。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继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胡适在1923年编写《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后，他也编写起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书，这形成了民国当时一股不小的开列国学书目、皓首穷经的旋风。究其原因，正是数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文明在清末民初数十年传统士大夫之中矗立起的形象破灭所致。梁启超正是在1918年一战结束之际适时地游历了主战场欧洲，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表达了他向往西方文明之梦破灭、回归传统中国的倾向。他在此书中说：西方的先生们（他见过“法国方面之名士”“十之七八”）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关起大门老等”，等着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他们，梁启超说：“这种大业，只怕要靠我们才得以完成哩！”历史学家陈旭麓这样一语道破：“所以要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拯救他们。”这是梁启超面对欧战破坏性而产生失望心理、见一木以为见森林的观点。民初史记述，这股旋风中包裹着的还有严复、章太炎等等这些曾经激进的当时很多文化名人。

当时一位叫朱启钤的官僚学者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欧战告终，美故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主义，和平之声，充塞寰宇，欧陆士流，追恫战祸创夷之巨，夷颇韵羡东土礼让之风。法故总揆班乐士（Paul Painlcnc）者，素尚儒术，尤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己任。”

西方文明破裂，“等待宁静的中国文化去医治创伤，去拯救、超拔大海对岸那边愁着物质文明破产、衰衰欲绝地喊救命的好几万万人”（中国历史学家陈旭麓语）。

如果对一种文化具有酿造作用的观念（通过宣教）可以被夸大，那么中国后人不妨夸张地说，自那个时期以后产生的解放全人类（当然先解放全中国）的观念（现在中国人似乎已难于理解中国上世纪曾经具有的“解放全人类”思想，用武力还是文化？），正是孕育于那个欧战文明破灭、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感知上，这一旧式士大夫们的感知和具体回归行为，在当时中国的“拯救”观上，是否开启了一道思想之门呢？任何文化都会具有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而当时具有传统士大夫思想文化人眼中的西方文明破灭，正是中国文化“拯救全人类”思想的肇始（不可否认，历来中国的士大夫说教对中国社会具有巨大影响力）。对此，陈旭麓先生在《思潮与政派》一文中说：民国以后的思潮和革命“步趋有先后，在其转折阶段，前后相承，抽刀断水水还流”。此言便可以理解为是民初十年对其后中国观念影响的相同表达。

中国史学界有把中国近代化进步中出现的这种挫折称为“文化断裂”一说。也许，这种“断裂”（也称“返祖”）一直存在于数千年中国文化史的发展中，它就和“延续性数千年中国文明未断”之说辩证统一地存在于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古人所吟唱的“是非成败转头空”正是这种史学者所谓断裂的相同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