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数社会现象这样自述：目前为止的中国文明的原点，仍源自两千多年前持续五百多年战乱的春秋战国即诸子百家时代（那数百年纷争战乱正孕育了农耕科技文明进一步发展）。无论古旧儒学如何发展成为如今部分人提出的所谓“新儒学”或称“国学”，还是中国社会对儒释道传统文化的推崇，都在说明这一点。它和近代以来由于外来文化进入而（中国自身）发展起来的科技文明不完全在同一条车道上，即传统（农耕社会）学说和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并不完全重合。

按中国的“国情”，合力以办大事，是中国的主流舆论。其实，这一观点正来自于那个文明始点。

荀子是现在中国人们所熟知的春秋战国后期的学说大家。他对“办大事”是这样阐述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荀子能在持续战乱、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提出“和则一”思想，无疑是先进的。由此，两千多年以后的中国后人也可以由一斑而窥全豹，战国之所以能走向始皇帝的大一统，虽被其后历史渲染得似乎由秦国穷兵黩武促成，即秦始皇那个“英雄”创造了皇统历史，其实恰恰正由当时无数荀子思想所促成，现代语叫大势所趋。他“多力则强”正是现在合力可以办大事的意思。

但是，中国后人不得不说，荀子对“群”的解释和分析，是浅表性的。今人所共知，中国漫长的封建皇朝没有发展出详细的学科分类，动物学和人类学的产生，只是一百多年前近代以后的事情。现代知识告诉我们，人和牛、马同属群居动物（只因马被个体性骑于胯下而不识了它的群性），唯一的区别，不在群和不群上，而在智力高级和低级上。按现在的话说，荀子引证的论据，不具科学性。

“人何以能群？曰分”，这里“分”即“本分”，也即“群”中的“等级”；“分何以能行，曰义”。数千年后的今人无法揣测战国时代中国先人“义”的全部含义，但不能不说，它和自后漫长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义”字有相关的意义（有考古学者认为，今人和远古人除了使用物质不同外，思维观念几无差别）。它也是宋朝文化“义”字发展到鼎盛时期文化的源点。面对北方游牧契丹人和女真人的侵扰，宋朝文化渲染了中国古代文明中“分”之下的“忠、义、仁”。但是，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有一个声音在历史的长廊中永久地回响，它叫你不仁我不义。

荀子所言“群而无分则争”，显然，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人，把社会安稳用一个“分”字即等级制牢牢地固定起来，它传承性地成为了两千多年蒙昧时代的认知原则；而一个“分”字只书写了历代皇朝的更替史和循环史。两千多年皇朝历史，维系封建社会安稳的准绳是“分”，经过漫长而无以数计的历史镜鉴，尤其是从古代“天下”进入近代世界以来，这个准绳还管用否？因只具人为设定的主观性而不具客观科学性，它最终只能是亡路一条。

荀子所言“强则胜物”，如果把“物”解释为纯粹性的大自然，此言不谬，但人类历史并非如此纯粹；如果把这个“物”解释为人类社会，则前提错了，结论就错了。

就荀子当时的弱肉强食战国时代而言，这位七国之一赵国儒者的议论，一定是“纸上苍生”，但这位先人一个“分”字，正说出了自后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强权者声音，遂在两千多年封建皇朝时代“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珣丽多彩地发扬光大了（荀子这位先秦儒者提出“人之性恶”这一和近代以来相同思想的学说，却早已在传统儒学被塑造和塑造社会“人性善”的渲染中湮没在了历史长廊中。在“人性善”的渲染下，有着暴力更替史的数千年中国竟然就成为了一个善社会）。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史学对古代封建统治者治理百姓有一“牧民”定义之说，他们对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就采用了对待马匹一样“分而治之”、使其忠诚于主人的手法（分散的小农经济也是产生这种手法的社会土壤），而正是在更替皇朝最后一个朝代清朝末期，在维新变法期间，百年前的大批中国先人提出了“合群”观点。严复承前启后地写出了“群学”，康有为主张“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梁启超则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显然，群学之说和传统儒学倡导的“独慎”观有着天壤之别。当时《湘报》刊文指出：“由两千年合群之公理湮塞弗明，日销月蚀，至今日而有陆沉之惧”，即两千多年封建皇朝“牧民”手段背离了人类互为交流的合群公理。梁启超在《说群序》中说：“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这里“群治”又具有了“公平”的内涵，这应该是近代化中国的一种文明追求；“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这也许是“独术”皇朝虽更替却传承未绝漫长封建历史的“合理性”（有人这么说），也是近代以来必然“亡”的预见性。

对于“合群”，当时维新志士谭嗣同这样解释：“士会于庠（注：学校）而士气扬，农会于疆而农业昌，商会于四方而商利孔长。各以其学而学，即互以其会而会。力小，会二三人；力大，会千万人。人人可以自致，处处可以见功，夫何惮而久不为也？”

谭嗣同“人人可以自致，处处可以见功”和两千多年前荀子“一则多力”观显然发生了质变，这也是中国社会发现“人”的一种呼声，是后来发展成为“党派”竞争而产生合力的一种大势所趋。时人章太炎说：“人之相竞也以器”，即人只有竞争才能成才。但中国数千年古人只遵循了蒙昧性武力竞争这条自然律。民国“共和”军阀时代，因千年固有观念惯性阻力，党派思想仍归于失败。

今人难于否认，清末这些开明观念因有所发展而成的新思想，和荀子时代呼声走向秦大一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群学”也就是后来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萌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