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世界近代以来形成的人类学说来说，游牧文明次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又次于工业文明。而中国文明（文化）则正是千年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换句话说，假如要说明自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以来形成的、农耕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中国文化先进于西方工业化中产生的西方文化，除非推倒这个人类学说。世界近代史以前，世界人类文明以先进的农耕文明为标志，它们只各自处于互为相对独立的发展态势中。

众多中外学者说，农耕文明具有相对的保守性，肥沃、适宜耕作的土地，是人们生存的主要来源。在生产力不发达、兼带“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守着“一亩三分地”辛勤地劳作，是人们唯一主要的小康生活方式。中国近代以来，“一亩三分地”成为了短视和保守的替代词，便表达了这种历史内涵。当初部分欧洲人发现“冰岛”之际，把这一方沃土、宜居之地取名为“冰岛”，便具有排外和保守的动机。

在人类原始状态下，自然环境是世界地区文明的塑造器。游牧文明正是这一自然环境塑造器的产物。假如定居、过上安稳的生活，是人类共同的追求，那么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只处于这种原始追求中（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现在都已定居，游牧不再是主要生活方式）。他们与自然搏斗的野性和具有可用作战争物资如大量马匹的有利自然条件，是他们侵扰、掠夺、并不时征服农耕文明的前提。中国一段漫长的农耕文明史，便包含了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史。中国历史清楚说明，虽然偶有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汉民族的历史阶段，但正因为农耕文明高于游牧文明，就文化来说，征服者反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容纳、包涵和征服。或者客观一点说，一旦游牧民族定居而成为农耕之列，它转而同化在了农耕文明所具有的文化之内。一段游牧文明被征服的中国历史，养就了中国文化那个漫长历史时代的骄傲史。这种“骄傲”，既有时代主观性又有历史涵养性。

同样，一段中国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关系史，也写照了两者之间的排斥史和侵扰史（以客观兼容史表现出来）。自从世界进入由西方工业托起的海洋时代，即两种文明产生对比以后，有无数历史学者说，农耕文明具有内陆性、保守性，而不具海洋拓展性。这是之前部分欧洲人取名、定居“冰岛”和“一亩三分地”的相同人类诉求。清末思想家梁启超曾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即所谓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这正是农耕文明“保守”在文化学术上的反映。

正因为中国农耕文明具有内陆性和保守性，它对于紧邻的海洋则仍以这个文明中产生的传统人文观去看待的，即具有“四裔”和藩篱的观念。这有点像传统中国的民居建筑结构：主屋，菜院子和篱笆。从农耕文明的特点和那个时代的强权掠夺性来看，传统中国统治者只注重统驭“主屋”和“菜院子”，而“篱笆”只具有“以不治治之”的观念，即内部强则兼带“治之”、内部弱则放任自流。中国历史发展至清朝末年，统治者对于紧邻海岛的统治，仍处于兼带统辖和严禁渡海的农耕文明这一特点中（这一对内禁渡政策持续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

清末洋务运动时期，世界早已进入海洋时代。面对西方列强在“篱笆”地区的侵扰，时任福州将军兼闽浙总督的文煜上奏清政府：治理台湾“事属创始”，“非有朴勤廉干、素熟情形、兼通洋务之大员，亦不足以任之”。这既是农耕社会统治者传统观念的十足坦白，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目光。在台湾遭到日本侵袭（1874年）以后，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巡视台湾后说：“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这里引用的两个“创始”，是时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相同表述，它只因近代洋务而起（促成了十年后台湾建省）。

现代世界观告诉我们，古旧统治者对“篱笆”若接若离，并不完全是历史全部事实的正叙。历史长久以来，中国沿海居民对海洋的生存性探索，是这段漫长历史的不争事实，即中国农耕文明早已进入了这些岛屿地区，对沿海大大小小岛屿的迁徙和定居（当然包括宜居的台湾岛等），史料记载更可以上溯至中国历史“三国”时期。这恰恰是现代世界对“人民”涉足于某一块土地便属“领土”的注解。史述常说的“台湾与祖国大陆共命运”，正表达了中国民间社会历史横向和纵向与台湾等沿海岛屿的血缘性关系，它和中国农耕文明产生的权力作用和统治观念不完全在一个范畴中。内敛性的农耕文明产生了“一亩三分地”的保守观念，但它正和中国历史社会中存在的民间生存性拓展观念背道而驰，——游牧文明如此，农耕文明也是如此。清末“落后挨打”，固然有器物的原因，但农耕文明孕育的统治者保守、阻碍性观念落后，恰恰是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