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上说，是人类对社会、自然、人类本身不理解和蒙昧的产物，有一个词可以和它相连，便是“敬畏”。可以说，它在人类历史曾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用现代的话说，这叫（圣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也是近代之前东西方世界共同存在“圣人”现象的历史原因：人类共同的神话传说便塑造了众多的“圣人”（西方出现了相同逻辑的圣经故事）。

但是，和圣人（圣化）相生相养共同出现的一个词叫妖魔化。有圣人出现，必然有妖魔出现。这是世界中世纪人类的同一思维。就中国来说，一部古典著作《西游记》便是圣化和妖魔化的经典，它是现实人类社会各种人物被圣化和被妖魔化的真实写照。

中国古代持续千年的科举考试，其主旨便是“代圣人立言”。用现在的话就是，圣人教导我们说，然后加以读书人个人的阐发（为了做官），是古典与现在的结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发挥。也就是说，其宗旨是在不离开圣人之言的前提下，只为“现在”服务。这里会产生两个历史性质疑：一，古代“圣人”真的只是立言吗？在一个自古至今依靠武力的强权和霸权世界里，是谁给了当时那位“圣人”立言权？中国古人只立言不立说几乎就是千年中国那些传统官僚文人所谓的历史定论。二，在科举“代圣人立言”的千年过程中，尤其在只为“现在”服务的主旨下，难道就不会走偏了那位“圣人”的原旨？或者说，“圣人”其实并不完美，需要后人去补充？这一质疑，尽管被千年皇朝主流文化所打压、扼制和销毁，其实却真实地出现在“野火烧不尽”的古典著作中。这种质疑的史实，因被妖魔化而淡出了历史视线。

近代以来，无数历史学者都这么说过：千年中国封建皇朝更替史，是一部复制的历史，传统主流儒者谓之“循环”史。复制便是重复，是众口如虎。于是，中国的历史便成了“圣人”的历史，——这成为了封建历史发展到清皇朝末期的颠仆不倒的真理。

1782年，（宣传）圣人衣钵传人之一、清末洋务推动和实践者李鸿章在送“留美学童”出国之际，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囿于异学”。1895年甲午战败以后，兴办“新学堂”成为了由开明官绅推动的维新变法的一项全国性运动，但“宣讲圣训”仍是有进步性“新学堂”教本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内容。清廷百日维新“诏定国是”便说：“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在回銮途中宣谕：圣人所言三纲五常，乃如日月之昭辉。确实，一个无力支撑现实国家局面的没落政府，只能借古代圣训了。就连那位早年因太平天国开科取士进入“天京”、后来逃亡去过美国的王圭也留下了大致这么一句话：三纲五常乃普世思想。

对于这种传统圣人化的统治者学说，时人史笔称：“盖中国之人震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治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皇朝经世文统编》）；又说：“我中国则以积习因循而行西法，观其外，西法也；察其内，无一西法也”（《时务经世文分类文编》）。这是“内”对“外”的制约。历史学大家陈旭麓对此的评论是：“这也是一种国情，妨碍历史车轮前进的国情”（《陈旭麓学术文集》）。

就当时中国内部传统观念的争论，及兼起的中西文明差异的争论，几乎持续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整个清末洋务运动期间直至民国初期（连同那时持续不断的战火），并有着一发不可收的势头。20世纪20年代胡适等一批著名学者便力持这样一种观点：自由为中国（人类追求几无差别，只被历史所淹没）传统追求。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对人类文明不同理解的争论，而有关中西差异的观点，便是两种文明的产物，是传统农耕文明和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差异。这种争论，就像自那时开始的许多学者所说，是两种语言的自说自话，是“鸡同鸭讲”。这也是很多（爱国的）中国学者所大致承认的，是两个文明化的进程。至今，它似乎仍需要时间和历史的再检验，——这种再检验，正如清末进步决非是清政府所指斥的全盘西化、照搬西方那样，将同样是内质惰性和进步之间自我更新、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历史学者常说，只有内质的东西，才是易被接受的。但这也许需要一个自我发现的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