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有着机缘巧合。古代中国在“京师”、“华夏国” （春秋战国时期用语）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了“中土”和“中国”之称，再加入人文因素，“中国”遂成了“天下”的“中央之国”。在只识天圆地方的蒙昧时代，凭借中央之国的武力和威力（缘于当时已属先进的农耕文明的经济实力），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成为了中央之国的天然藩篱之地（古人称中国之外为“四裔”），这是目力所及，再远便是技术能力到达不到的传说的“化外”野蛮之地了。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也。”

不知苏老是面对辽狄（契丹辽国）的不断侵犯而具有凛然的气概，还是确实窥测到了中国历朝“先王”的“以不治治之”的对外策略，但字里行间反映出的“中央之国”优越感（视夷狄为禽兽，不过，其后南宋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偏安之朝），则是显然的。中国人文历史已经证明，古中国的舆论规范权（文化）只掌握在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手里，为了内治的需要，宣传舆论伴随着更替皇朝发展到了清末（与真正的中国社会认知有交叉重合部分），在不少士大夫们（如随郭嵩焘出使任驻英参赞的刘锡鸿、批斥维新变法的御史叶德辉等人）的文字中，依然存在着这样的观点：上帝特别眷顾中央之国，只有中国发展成为了文明之地、文明之人，而其它化外之地都是野蛮之邦，若“异类”，有“犬羊之性”。有士大夫说：明证便是那些贸易入侵、贪利之徒的西夷对中国“礼仪之邦”的侵略，有违中国“重义轻利”的宣教。

西夷野蛮的大炮轰开了大清国的国门。在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第五十一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当时的士大夫们在“夷”变“洋”的一字之改中，尝到了炮口下“不平等”的苦果（这一史笔观点具有传承性）。

但是，由士大夫引领的中国社会传统认知观便是一种客观“真理”：只要（宣教式）人心在，炮口能改变什么？史料记载，当时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给咸丰皇帝上奏：

“缘人心愤夷已极，而地方官自夷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牍，称夷务为洋务，不敢直言夷字。臣等再四商酌，应于关防内明刻‘办理夷务’字样，方足鼓舞人心，现今刊刻完竣，业已随时盖用。”

以“夷”字认定中国之外为野蛮人，方能“鼓舞人心”，这是同一块人文土壤以“夷狄”（小地方人）视之而产生“同文馆”、“广方言馆”这种清朝机构称谓的时代背景；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中，产生了后人鲁迅的讽刺小说《阿Q正传》（由于某种需要，中国的文化舆论像“时尚”一样，有“过时”之说，但我们传统文化的老祖宗又说：它只叫循环）。

假如在夷务到洋务的词面变化中存在着清政府的一种被迫性，并且，在这一变化中，后人依稀看到了清廷之前传承性的自大心理，那么，从清史档案《筹办夷务始末》，到清末总理衙门章京王彦威编纂《筹办洋务始末》，再到其继子王亮根据《筹办洋务始末》编纂《清末外交史料》这一变化过程中，，后人也可以看到“夷务”、“洋务”和“外交”一词的变化全过程，而显然，清末“外交”还残存着“夷务”的概念，它和现代概念中是“外交”，不完全在同一个坐标上。后人对清末“弱国无外交”之定义，就难免有了守旧“士大夫式”的误读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