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历史学者从不同角度揭示，古代中国的社会规则是由士大夫们构建的；或可以说，这个社会规则是由权力者构建的（人为设计而非自然生长出来，即如先秦法家所谓“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权力者构建的社会产生了权力崇拜（奥地利20世纪哲学家波普尔称之为“恶的崇拜”），这大概是浸入古旧中国国髓中的东西。权力产生势力，权力崇拜的趋势性同样是蒙昧时代中国的表象性社会特色（主要由“官绅民”社会中的前两者反映出来）。其实，当某种社会势力处于萌芽之际，这种势力只像无数的社会乱象一样，它同样萌生于衰世皇朝固有的社会腐败之中，自身同样避免不了社会土壤性的种种不足。只是在相生相养的时势造就中，才逐渐新陈代谢地循入了正途，这便是古语所谓时势造英雄。历史长久以来，中国人崇拜的是人为定义的“英雄”，而忽略的是客观社会的“时势”。这是否是一种舍本求末呢？

近代史学中，中国学者对“两湖地区”走在近代维新改革前列充满了溢美之词。确实，无数近代史实说明，这里开文明风气之先。维新变法在这里有较为扎实的社会基实，这里涌现出了许多维新志士。无论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是“七君子”之一谭嗣同、“维新公子”陈三立（变法失败后自称“神州袖手人”），他们开创的维新基业及奠定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基石，都得到了后人的肯定。近代史学者把清末“湖南新政”赞誉为和“百日维新”齐名（戊戌政变后中断）。这里出现了代表当时先进力量的“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这里是推翻封建清皇朝武昌起义第一声枪声响起的地方，也是后来涌现无数“将军之乡”的地方。再往上溯，这里出现过当时社会一支全新的武装组织“湘军”。“湘文化”几乎成为了近、现代中国的一个闪光词语。

然而，历史的事实并不能依这种后“势”去解读（历史学者把这种“后来成势”归论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不确定因素，——但只要有人的因素，便是靠不住和不确定的）。清末史料说明，早在两湖开风气之前，这里恰恰是社会观念相当落后的地区。洋务运动之初，即在19世纪60年代，士绅鼓动民众排外性的揭帖首先在这里出现，民教冲突的盲目排外也开风气之先地出现在这里。史笔称：湖南有“素称守旧”之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后来多次爆发反清革命的广州同样曾经是盲目排外的前线）。从曾国藩招募湘勇只要赤贫农民这个动机来看，落后和赤贫恰恰造就了他组建湘军的优势，这也是湘军快速腐败的原因。可以说，正是那种和清末政府一体性守旧的挫折和打击，才在社会的渐变和觉醒中，激发了湖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激烈变革的欲望，“风气日开，较之江海各省，有过之而无不及”（引自《国闻报》“湖南学会林立”一文，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它和广州早先的排外到后来的激进处于相同的社会逻辑中。

趋势使后人过度地对既成势力的溢美和对固有不足的忽略和漠视，它几乎就是古旧中国纵向社会褒贬循环翻案文化产生的社会土壤，也是成王败寇观的另一种表达。它早已忘记了，势之形成，需要涓涓细流。这才是社会之势的本质。中国历史长久以来，史学一直就被作为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每一个社会人以及人们的观念，都会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