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大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任何对故往的追思和怀旧都有着因现实社会存在不尽人意的因素。中国社会曾把人类这种普遍的情感和心理，定义为借古喻今，甚至极端性地视为借古讽今。它曾经是这种国情中的一顶不怎么光彩的帽子。这其实也是传统中国社会不识人为何物的落后观念和制度的反映。

也正因为这一因素，近数年来，一些关于反思清末“宪政改革”、甚至追颂20世纪初“清末新政”（史述常说由慈禧主持，其实恰恰由慈禧西逃时与列强订立《东南互保》的那些疆臣推动，她只是无奈而已）和“立宪”进步的文章和学著不断出现。这一思潮中，出现了重拾清末立宪派遗喙、否定孙中山同盟会“革命”的观点。与此相伴随的，是把和宪政革新有共质的清末革命视为洪水猛兽的情愫；把清末立宪革新和共和革命这一本身具有社会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视为了偏颇性的非此即彼。这是中国曾经的千年专制独一文化在现实社会中不自觉传承的反映。

其实，据就清末史料考证，清末立宪只是由众多新旧官僚、新旧学者和商业产业阶层（即常说的“开明官绅”）推动起来的一种“立宪”要求和声势，有多少是清末皇权的声音，是值得打上问号的。也就是说，声势并不能代表当时的史实，就像古旧传统中国的“提倡”不能代表史实一样。对于一个有根深蒂固独尊至上性质的专制帝权来说，宪政就是看不懂的彼岸花，就是传统观念中的“奸臣当道”（与皇权相生相养的民间传统文学作品大都这么叙述），用“臣道”限制“君道”，不是乱了“朝纲”是什么？用清廷后来畸变性的“皇族内阁”来看，清廷确实不是走了“宪政”之路，而是“家天下”固有之路。

清朝之所以垮塌，是固有专制皇权和当时革新、革命两种声势至为激烈矛盾冲突的产物。至于中国最终走了一条共和而非立宪之路，近代历史学家说：是因为共和比立宪更具有反封建性（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语）。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更为迫切的要求。

现在，也有历史学者（在座谈中）说：清末民初之所以走了一条共和之路，是历史的选择。假如此语具有弱弱性和模糊性，那么不妨引用恩格斯对早先法国爆发的大革命所作的一段评论：“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大革命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对此，中国历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的评价是：“辛亥革命时中国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废除君主，那是非常不现实的。”清末史料更说明，当时开明学者如严复、梁启超等人（包括清廷、立宪派、革命派三大主要势力）所言“民智未开”即亟需全国性“开民智”这种“合群”、“合国”的相同社会感知，对当时“共和”趋势性发展，都起到了客观推动作用。

现在中国，君制虽然被废除了，但君权思想还根深蒂固地残留着，这是一种现实的不尽人意。也许，在中国观念中，即使引用恩格斯的话也难于具有说服力，因为他之所言，正是中国人也共同具有的“事后诸葛亮”观，或者说“成王败寇”观。事后之语，不足为训（在当今中国社会，不得不说马恩学说只变化成了官方学说，就像中国封建皇朝时代儒学只是“士”者学说一样，中国没能避过这种可悲的文化历史循环）。那么只能说，历史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有着偶然性和必然性，而在这种偶然性中，则包含了成王败寇的不确定性。假如19世纪欧洲思想家恩格斯同样具有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事后诸葛亮”的相同判断倾向（笔者否认人类社会有多么大的文化差异，充其量存在习俗差异，而主导性的舆论宣传掩盖了史实），那么，显然，法国大革命以后黑格尔们总是兴高采烈而辛亥革命百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不那么兴高采烈的思潮，也许只能是两者之前革命在后代现实中产生不同实际效果的反映，它其实不完全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那场革命的进步与否，而只具有现实的指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