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唐宋确立“道统”观以来，一直就有了一种朝代“正统”观。所谓“正统”观，就是一种势力为“正”、其他势力为“辅”、甚至那种“辅”的势力在某些时候对“正” 起到了阻碍作用的观念（因此形成内斗）。长久以来，中国近代史对清末的改良派、立宪派势力大体就是这么定论的，只承认革命势力为唯一“正统”。也许，这种“正统”观正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皇朝循环更替的惯性在现实社会传承观念中的不自觉反映，非此即彼、非推动即阻碍。

清朝灭亡一百年来，无数反思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已经为我们揭示，清朝灭亡所形成的推手，是当时社会的无数综合因素。取清廷“皇族内阁”而代之的组阁大臣袁世凯不能不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他在洹上村做“钓翁”时曾说过：要使得清廷这棵大树倒翻，必须左右摇晃；数十年持之以恒坚持武装革命的孙中山同盟会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数年来坚持清廷权力下放、主张君主立宪、从而激化清廷体制内部矛盾的官僚立宪派（包括由前期保皇派转化而来的海外流亡人士康梁等人）也是其中的因素，他们是促成清末民初各省独立的因素之一；清廷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如盛宣怀建议“铁路国有”，激化了当时社会的官绅民矛盾，置清廷于火炉之上，成为了压翻清廷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清廷皇族顽固、守旧、缺乏政治妥协气量的收权、倒退行为，更成就了自身众矢之的的地位；更有当时满清贵族学者金梁（编纂《清史稿》者之一）叹息：撺掇隆裕太后罢黜载沣摄政王职位、让位于袁世凯的太监小德张葬送了清皇朝（他认为重现了明朝政权垮台的一幕）。

但是，清末民初历史让后人不得不承认时人所揭示的这样一个史实：“一提排满，异口同声”。中国历史朝代循环史的惯性，使得几乎所有国人有了这样的一种传承性认知：以一种新势力取代旧势力（古代叫“顺天”、“逆天”，后来叫“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革命（或光复）排满几乎就是当时具有社会土壤性的共识。假如说以一种势力取代另一种势力是当时人们的观念性共识，那么，这种传承性的“共识”是否真的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必然走向即社会自然发展规律，是值得打上疑问的，即封建皇朝千年以来的“正统”观，是否反映了社会的本质？而民国初年直到“中原大战”的军阀内战纷争（谁也不承认谁是正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规律自觉地对这种古旧观念给出的答案。

近代史把“民国革命党”归论为推翻清朝帝制的“正统”大势，不自觉地把这段历史的责任一肩挑地揽到了“革命党”的肩上。推翻清皇朝的功劳大了，利权大了，那么它的历史责任也大。假如民国革命从此循入了中国历史良性发展之列，社会人们一定会沉浸其中；但假如民国革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闪失，则历史人们对它的质疑、它的责任也就大了。这也许就是最近数年来质疑民国初年革命党的一些文章、著述出现的历史原因：它不是、也难于否定清末民初革命党的进步和时代积极作用，而只是一种借现实说历史的传统手法而已。千年中国人的借古喻今已经深入进了骨髓，——比如清朝覆灭时无人为之殉节，但民初混乱多年以后，殉节之人开始出现。这只能说明当时的现实社会确实有问题，而非清皇朝那么美好。就当时而言，推翻旧体制只成为了（军阀）集团利益的重新整合而非社会全面、普遍性的新制度的构建，只是一个势力推翻了另一个势力而重走了颠覆性的老路（像古代官宦集团推翻君权一样），“主义”只成了利益攫取的幌子（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干些事情”言论正是在那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并非空穴来风）。古旧儒学循环史观揭示，自古中国，为一种势力张本者最终也只能成为这种势力的殉节者。

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上说，历史性的这种质疑一定是慎之又慎的，否则，它会否又循入了中国历史固有的纵向社会（简单思维）褒贬恶性循环的轨迹之中呢？

假如史实（而非宣传的一种势力））反映，清末政府是在综合因素下垮台的，那么只能说明，一个国家性的大势所趋要达到成功，也必须依靠内在综合性的因素，而非一种势力；而千年封建皇朝给历史中国人灌输的一种势力“正统”观，则只能是中世纪封建时代的认知观，它不是科学性历史发展规律的正叙。

当代历史学者张鸣教授在《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这样说：“整体而言，革命党虽然嚷嚷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周密详尽的计划，也没有做好在中国建立起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共和国的准备。虽然他们既有笔杆子，也有理论家，也有和立宪派、保皇党的论战，但他们基本没有在这方面作细致筹划。至于说启蒙，其实他们的政治启蒙还不如立宪派做得持久深入。”

虽然这段话不足以否定清末民初革命党人确实“准备好一个周密详尽的计划”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翻一翻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里面不乏“周密详尽的计划”），但千年封建皇朝为历史中国人规范的“正统”观大势，仍惯性地使得中国社会循入了“一种势力推翻另一种势力”的历史轨迹，而那个“细致筹划”，只使这位近代文明先行者拥有了至今已经不知是褒还是贬的“理想主义者”的桂冠（有中国式“此一时彼一时”的循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