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被乃师康有为指为“流质易变”。其实，正是清末民初“易变”的历史阶段，造就了梁启超这样的时代人物。他是同期不多几位能触及时代脉搏的有识大家。从戊戌变法、保皇（立宪）、革命、党派建设，到军阀末期退出政坛回归平民，梁启超的变化，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这种渐变的无奈和民族转折的痛苦。而变与不变，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而已。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改良政府）的鼓吹手。在变法触及清廷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时候，变法与守旧便产生了至为激烈的矛盾冲突。梁启超追随乃师康有为借光绪皇帝改革之名之力，密谋“围园挟后”（包围颐和园以挟持慈禧太后），以去除改革的主要阻力。由于维新变法代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要求，因而清末历史把名为归政实际仍牢牢控制清廷权力的反动之力慈禧太后“废帝”行为称为“戊戌政变” （至今仍有不少学者称，慈禧在1888年归政以后，光绪掌握了权力。这实际是表象性的历史误读）。康有为以反对“革命”推翻清政府之名而载入了史册，其实，他企图发动的“围园挟后”行为是否可以被定义为“革命”，也只能是见仁见智了。从远古“汤武革命”一词产生起，革命实指对权力的夺取，而在数千年封建皇朝的更替中，“革命”一词一直存在，不过皇朝历史已经自觉地把它分成了两类：社会底层夺权谓之造反（革命）；社会上层夺权谓之“政变”；而中国传统“正统”观给了当时归政而又夺权的慈禧太后以“政变”之名。从实质上说，慈禧太后恰恰维护了皇权的固有统治，所谓“祖宗之法”；而光绪则顺应了国家改革进步的时代要求。因此，康有为“围园挟后”无不具有“革命”（与政变为镜中对话）的意味。作为康有为来说，这是他无法否认的事实。不过他走的是借正统光绪皇帝之名、助儿皇帝向“母后”夺权的上层之路（即史述一贯说的“自上而下”）。

在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维新派流亡海外以后，康有为走上层即贵族夺权道路的史实依旧十分明显。一，他拒绝与“造反”（革命）的孙中山合作，以为不入流（他海外流亡期间的贵族生活状态也依然故我）。二，借保皇之名，用海外华侨的捐款组织和发动地方会党夺取两广政权，但由于他的“贵族”性质而得不到与社会底层会党之间的相互信任，最终这些捐款去处成为了竹篮子打水，成为保皇派的哑巴吃黄连，也造成了保皇派内部的分裂。三，史料揭示，康有为保皇派和两湖唐才常的“勤王”自立军（由士绅学子组成）起义是有沟通的，而自立军就是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视为造反而镇压的。康有为“革命”的行为躲在了后面。四，康有为保皇派具有“君主立宪”主张，与清廷上层立宪派有沟通。在清政府行将被推翻之际，他暗中使人与清廷皇族成员载涛等人勾结，密谋推翻获取权力的袁世凯势力。可以说，康有为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他走上层夺权的思路，这和他一贯坚持“民权”而否定“民主”的主张完全一致了（注：民权中的“民”只是地方官绅即西式“议员”的意思，而“官绅”绝非由民选）。

维新派流亡海外期间，康、梁以保皇党而闻名海内外，但梁启超曾因“革命”主张而遭到了乃师的批斥。梁启超因无法背弃师训而仍抗着保皇大旗。长久以来，近代史学家对梁启超的评价却是：“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假如他真的是一名“保皇派”，则应该是相反说法了：“名为革命，实则保皇”了。也就是说，从追随乃师“围园挟后”开始，到流亡以后，梁启超同样没有改变他走上层“革命”夺权的一贯主张，并参与了康有为组织的以上所有行动。

民国成立以后，康、梁师徒其实都没有改变走上层权力的道路。康有为投靠袁世凯走了一条皇朝旧式道统立国之路，他仍以传统旧“贵族”自居，帮助袁世凯设“名教”、尊“孔学”，以达到他和袁世凯的结合，即传统封建皇朝中国的“政教合一”。袁皇帝死后，康有为投奔到了紫禁城小朝廷麾下，这便是民国初年有名的“张勋复辟”（张勋扶持溥仪复辟），他期望自己成为新时代的旧“周公”。同期，梁启超积极组建党派，提出了不同政党共同构建民国共和政府的“不同政见”思想，强烈主张政府的“政体”构建。袁世凯复辟帝制之际，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予袁世凯复施所谓传统国情帝王制度以猛烈抨击，并帮助蔡锷逃离京城以发动反袁武装革命。在梁启超身上，后人可以看到当时反对帝制、主张党派政治、建立宪政制度的另一位时代同仁宋教仁的影子，两者几乎具有时代的同质。有历史学者说，随着刺杀宋教仁的一声枪声响起，自1895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以来，中国近二十年的党派共和的立国之梦彻底破灭了。

从本质上说，康、梁师徒始终没有改变他们各自的初衷，即问政于国家政府上层，正如有后人总结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权力问题。康、梁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没有离开“革命”的本质。有史述说：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是进步的，而民国初年的康有为则“落伍了”（中国不少学术著作对历史人物的评语大抵如此，如对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的肯定，对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否定，再或以一词“投机”作定论——造成“翻案”循环，否认人具有多重性及一己之私的本质）。这种史评就像康有为对乃徒“流质易变”的说辞一样，其实根本没有揭示一个时代人物的本质，即他们都没变。不过是，康有为的夺权，更具封建皇朝传统国情的特色，是宫廷内部的“革命”，而梁启超的问政设想，则有了顺应当时世界性变革的时代特色。正如同期的 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革命”一词而言，20世纪初清末社会提出的“礼俗革命”、“诗界革命”、“文学革命”、“史学革命”等，其实早已超出了传统社会对“革命”的定义。

康有为晚年，曾因坐在舞台下观看反映清末民初社会现象的历史话剧而大发感概：想当年自己就在历史的舞台上，而如今却坐到了舞台下。中国故往历史也许就是如此，它重复更替着表演者和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