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义和团运动既有盲目排外的一面，又有震慑列强侵略者的一面，这一历史事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近代史研究者所揭示。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评定，笔者认为必须搞清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义和团运动的盲目及愚昧排外性。众所周知的史实是，清政府对于义和团运动于数月之内在京、津地区迅速发展壮大有着直接的责任；义和团是在清廷和八国联军的联合镇压下被消灭的，而八国联军入侵给清末中国社会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深重灾难。由于当时清廷仍处于国内的统治者地位，官僚士绅无法直笔指责对义和团运动扩大化、极端化有直接鼓动和利用作用的清政府，他们便把这种灾难责任的矛头一股脑全部倾向了义和团，这是中国文化中“借一喻二”的传统曲笔，是在“指着和尚骂贼秃”。京、津地区的人们不会不看见官绅清军共同参加“义和团”转而背弃并剿灭义和团的事实（因而很多“义和团”成员作鸟兽散）。这是在史笔中有明确记载的。甚至有外国传教士著文说，真正的民间义和团在京城里不具对外国人及中国教民的攻击性（在宣战前的京城里）。就表象事实来说，当时官绅、清军加入并领导的“义和团”，确有盲目排外的愚昧表现。这种“盲目”，除了破坏、毁灭一切“洋”货（包括清末中国数十年苦心经营引进甚或自造的先进器物）以外，还包含有中国先民传统观念性的非此即彼、非忠即奸的对内行为，而民国后人继承了清末时人对义和团的谩骂（妖魔化）之辞。这种对“义和团”的指责，已经掩盖了清政府及清军官兵为“祸首”的历史真相，当时八国联军向辛丑和谈者庆亲王奕劻、李鸿章索要祸首慈禧太后倒是找准了对象。 

二，关于义和团领导者的问题。曾经在上世纪后半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者把义和团运动定义为“自发的”、“缺乏领导阶级的”的一次运动。其实这只是后人的一种解读（加进了后人关于“领导阶级”时代特色的主观认定）。史实是，义和团运动正是在清末瓜分最激烈之地山东“自发”抗击入侵者的基础上、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鼓动、支持、领导下，才在京、津地区瞬间蔚然成势的。对于传统中国“官绅民”社会来说，没有“官”方的领导，任何一种民间行为要想成为势力（除了直接对碰对的造反），是难于想象的，说民间义和团没有“领导阶级”，那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违背了史实。后人这一解读，正无意中为清政府的“领导”误国卸脱了责任。不得不说，这和自义和团被镇压以后的“史笔”（谩骂）在文化（观念）上有了一种异曲同工之处：前者谩骂“义和团”；后者歌颂义和团，却说没有“领导阶级”，这正是清末“史笔”对中国后人相同影响的不同反映（褒贬循环）。义和团的“领导阶级”就是清政府统治阶级，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不过正是统治者的内部矛盾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利用性，即一旦这种利用性失去了价值，加速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被剿灭了。这才是历史真相。可以说，后人在敬仰清廷大旗下抗击入侵者的民族英雄如关天培、邓世昌等人的同时，同样应该不忘敬仰被清廷利用但“自发”抗击侵略者而牺牲并对侵略者具有震慑历史作用、免遭瓜分的中国先民们，这才是正确的历史态度。 

据清末时人吴永在所著《庚子西狩丛谈》中披露，慈禧太后曾经向他表白，在京城义和团抗外最激烈之时，她看着在紫禁城进进出出的“义和团”（应该不会是普通民间义和团，而是换了“义和团”装束的清廷官吏、太监和清兵；运动中改换装束不是历史个别现象），有一种火烧屁股、随时威胁她政权的感觉。其实，在义和团还在山东地方兴起之初，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已经有了相同的这种感觉。近代史学者说：“正当慈禧与列强关系趋于紧张之时（注：戊戌政变以后清政府遭到西方列强公使冷落），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迅速兴起。而对义和团运动，慈禧陷入‘剿抚两难’的境地，她深深地知道，如不镇压义和团，则有可能会招致各国军事行动；而如果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则会很快从‘扶清’转为‘反清’。”（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这是清政府在前期所面临的一种“两难”境地。不过是，这种两难，由于清政府的鼓动和利用，已经从遥远的山东地方走进了紫禁城。假如说之前的两难，慈禧“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了抗击“干涉家事”（废光绪的已亥立储）的列强，那么，此刻以后，她同样“取其轻”地选择了依附于列强的力量，联合以共同剿灭义和团。把清廷之前的历史阶段联系起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美国公使蒲安臣曾向清政府建议实施“合作政策”，而清政府此时终于从之前的不愿意走到了无奈被迫的实际行为中来了。这便是清末国人所共指的“洋奴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