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史述大都说，清末时代，清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了海军建设，购买和自造近代化的先进船舰（由于技术低和自造引发贪污而增大成本，遭致反对，最终多为购买）。但是，受传统体制故习影响，这种购买一开始便呈现出了沿海地方政府根据各自实际需要的自发行为。

187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购买了四艘炮舰，1877年又购买了四艘。1879年，北洋水师向英国订造巡洋舰扬威号、超勇号，1880年，又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不光李鸿章向外国购买战舰，驻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及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官员也相继向外国购买战舰，结果造成混乱，建立起四支互不统属的舰队：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它们各有军舰十多艘。此外还有长江水师等。这些海军几乎互不相关，其武器、船只和训练各不相同，其号令系统也不一致，缺乏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

沿海地方政府在海军建设上的自发行为，既有地方政府利益攸关的权属性质，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福建水师是在1866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引用法国人力量首先创办的，但在1884年法国军队挑起的“马尾海战”中（马尾战之前法国军舰进港之际，闽浙总督何璟还“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马尾船厂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福建水师全军覆灭”。近代史学者说：师傅把徒弟打惨了。为此，总领海防建设的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遭到了弹劾，被指责为只具地方本位思想。

福建水师覆灭以后，清末史实是，为了统一调度以避免“互不相关”的清廷海军衙门于第二年（1885年10月）正式成立了。很多近代史学者说：这标志着清末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政府“海防”领导机构诞生了。但是，作为中央性质“统一领导”机构的成立，便真的能够避免东南沿海各支海军“互不相关”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际，留在史册上的当时中外点评是，“李鸿章一人战一国”，以及广东水师以“此次战役与广东方面无涉为理由，要求日本方面能够立即归还‘广丙’（巡洋舰）”。前一点评虽不够严密完整，后一要求却真实地留在了清末史册中，成为了当时的“国际笑话”。“互不相关”的一幕重演了。

一般史述都说：清末时期是近代化的一个渐变过程。确切地说，这种渐变，必须具有主、客观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果清廷主观不想变，客观的变化，只能沦为一种纯形式的转变，具有东施效颦的媚外性。假如说甲午战后维新变法期间李鸿章所言“不能窥西学堂奥”，是对这种形式上的改变的一种批评，那么，清政府实施的形式渐变而导致的“互不相关”的历史重演，实际上只能说明，清政府是不愿改变的（史评常说的被动性），或说它不能改变。清廷放任性的地方政府自发“购买”以达到其相互制衡的羁縻策略，是封建皇朝政府驾轻就熟的传统对内为政行为（以从中渔利），除此它几乎别无它法。在政权属性不变的前提下，历史的闹剧与悲剧只会重演。

假如说，留于史册中的“崇洋媚外”一词是清末中国内部各种反对力量之间相互指责之辞的话，那么，清政府只形式渐变而本质上的顽固守旧，才是当时国人全体性地沦为相互指责这种可悲境地的根源所在。可以说，清末的渐变，事实上只成为了一种重演性和循环性的轮回，即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遭受外力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