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近代中国有一段落后挨打的屈辱史。近代以来的不少中国学者在追忆着近代以前的中国“盛世”。这种盛世要素，不排除富强和富有两词。那么，近代之前的封建皇朝中国富有吗？从皇朝政府（统治阶层）的角度上看，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且不论清朝康、乾两位皇帝所言的天朝“中国无所不有”，且不论有学者考证的明末清初（尤其在清朝上半纪）“作为支付手段的占世界产量1/3或1/4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2009年出版），据史笔记载，当时西方入侵同期、具有资本掠夺贪婪性的西方人这样羡慕地说：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庞然大国，养活着这么一个皇帝集团，其富有难于想象。

就富而言，即使在清末挨打同期，清政府其实也没有改变这种富有本色（清廷有内务府收入和户部财政收入两本账，历朝都如此）。史实很清楚，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所有战败赔款是由官绅募捐和地方政府摊派而来的，清政府天经地义地把战争灾难转嫁给了全体国人。

封建皇朝“朕即国家”的中国“富有”观，是建立在“朕富”即“国富”基础上的；反观史实中的中外文献记载，这个国家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广大人民，是极其贫穷的（往好里说，只在温饱线上，——追求小康是一句中国古语，遇到天灾人祸则难于维持生计；而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中国的天灾是常见现象）。这种对同一历史社会看问题的不同视角，构成了传统中国纵向社会褒贬循环的舆论要素，构成了不少近代史学者认为“封建皇朝倒立着看待这个世界”观点的全部含义。

近代洋务运动期间，19世纪70年代的早期洋务维新派郑观应、王韬等人提出了“求富”观，显然不是指清政府（及部分官宦豪绅）贫穷了，他们已经把富的概念扩大和包含到了更下层的社会，是指中国普通人民要改变贫穷的面貌，即朴素的“藏富于民”思想。这是一种反数千年封建皇朝传统的认知观，它是近代以来确立的“民富国强”而非皇朝相对稳定时期的传统“国（朕）富民穷”（便于控制）的盛世观。

就清末近代挨打以来的中国人记忆，“19世纪前中国的强盛仿佛是遥远的过去。沉痛的耻辱使不少人激于义愤而全盘否定19世纪前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领先地位，视前近代社会为一抹黑，这种态度显然不可取”（同上书）。也许，中国后人谁也不会认为“前近代社会为一抹黑”，也不会忘记古旧帝王史“中国”与“现代中国”应是两种概念。任何人都会承认，任何时代和社会，都具有它的两面性或多面性（多元而非单元）。不过是，由于蒙昧时代的认知局限，封建传统的历史记载，只在它“朕即国家”的强盛一面，而非现代观念的“民穷即国弱”的一面；强化皇权虽能改变一时的困境，但终久难于摆脱它的暂时性和盛衰循环性。它不会意识到，只强化皇权集团而弱化人民，便弱化了一个国家；而现代学者这种“不可取”观点，既带有现代人某一立场性的解读历史的观点，又难于摆脱传统非此即彼观念的残留，——违背了史学追求历史社会真实全貌的观点。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富不等于强，这便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清朝是“待宰的肥猪”观点，而非现代概念的“富强”观，脱离了人民权利的概念，更无从谈起。它决非是古旧封建中国豪绅豢养家丁以巧取豪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