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有很多近代史学者之所以会留有这么一句点评：清末统治者倒立着看待这个世界，是因为，受传承性的中国封建皇朝统治者学说影响，或说，受传统中华皇朝帝国与周边属国关系这种主观认知的历史传承现状所局限（撇开朝代分裂状态不计），传统皇朝统治者一直把中国自视为正统或正宗的“天朝”，而把周边目力所及和目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通通视为藩属和蛮夷地区。

中土为治下，藩属为目力之地，蛮夷几为传说和想象（这种传说产生于民间的人口流徙，而民间的东西只被统治者视为邪说，——在皇朝等级制社会，文化只被统治阶层所掌握。无地位无说话权这种历史痕迹至今依然）。这就形成了对中土的争夺和分合、对藩属的羁縻恒久策略、对蛮夷的化外传说的“天下观”（与“天圆地方”认知局限有关）。

在这样一种天朝语境中，近代史学说又留下了对有清一朝这样的一句点评：近代之前，中国以不平等对待“化外蛮夷”；近代以后，目力所不能及的蛮夷（西方工业化）高度文明又以不平等对待中国（历史学家郭廷以语）。

这就产生了中西文明交汇之后有清一朝所存在的排外和抗外现象，也产生了“无论如何，是英国入侵中国，错在英国”的说法（郭廷以语），而罔然不论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后人对历史的评述存在着递进和递减的交叉性观点即循环观点）。在清朝官僚的史笔中，它几乎只与忠君爱国有关，这种所谓的“爱国”史笔，对其后的近代史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不得不说，这种清朝所谓的主流史笔，仍只建立在“倒立着看待这个世界”的语境中。这也是长久以来很多近代史述者反复论证的一个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这样解读西方蛮夷各国：“至各国虽有君长，而男女不齐，久暂不一，迥出法度之外，如英（注：原有口字傍）夷系属女主，咪、佛（注：有口字傍）二夷系属男主，英、佛（注：同上字）之皆世及，而咪夷之主则由国人拥立，四年一换，退位后即等齐于民。其称号亦有不同，大都剽窃中国文字，妄示夸张，夜郎自大，彼以为自尊其主，于我无与。”

耆英所称“法度”，当然是指他所认识的中国天朝的“法度”，至于“剽窃中国文字”，则正是耆英主观认为的“天下观”的反映：不知何时，这个蛮夷之人偷偷溜进天朝，剽窃了中土文明，然后在那块蛮夷之地，夜郎自大，背弃“天朝”（“于我无与”）。

中国自古民间有一种“报应”观的说法，而“夜郎自大”之称谓，正成为了自清朝灭亡以来中国后人对那个时代那些官僚学说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