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嘉庆皇帝登基第二年，即在上谕中表达了他对“洋货”的态度：

“朕从来不贵珍宝，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虫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

有时，人的语言表述，恰恰与实际的社会情况和自己的行为相反，此谓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中的“克己”思想。以当时史实和无数清史学者揭示来看，嘉庆上谕，其实正说明了当时社会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自清初以来，西洋货物已经在清朝中国的上层社会大行其道，官宦豪绅无不以拥有一、二件洋货为骄傲，“纨绔子弟争相购致”。历代清廷皇帝虽曾三令五申，那只是“奇技淫巧”，但仍无法遏止包括全体皇族在内所有亲贵官宦们对物质的贪婪追求，成为一种“民”心所趋，“虽至贫者亦竭蹶而从时尚”，因而谕令只成为一纸空文。就事实而言，清初西方传教士能进入皇宫并受皇帝“恩宠”，按天朝规制“夷”为下下等人，其实已经自相矛盾（不符合大清天朝对外礼制）。事实上，朝贡式贸易只能在皇朝政府严格控制之下，面对当时（清中期）沿海贸易的失控（有历史学者揭示，清朝前半期清政府海外贸易获利匪浅，大量白银流入国内。西方先进工业制品带动世界性贸易狂潮，国内外私人海上贸易发展，预示着国门已不再安全），清政府便矫枉过正地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排外措施。嘉庆这种“号召”虽能暂时性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终久改变不了什么。现就嘉庆上谕稍作分析。

一，纵使嘉庆皇帝“不贵珍宝”，也只是他个人的“天性”，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二，从有清一朝紫禁城所藏西洋钟表之多的实际情况来看，嘉庆此言，是虚伪性的，是蒙骗性的（中国文化元素中凸显的表里、言行、当面背后不一性，正缘于历朝统治者榜样示范作用的渐移默化）；三，他提到了“小民”一词，是否指要向“小民”学习？四，在科技发展到“钟表”时代，仍要求用“自鸣虫鸟”，只能是自闭症患（向后看）者的自言自语；而“上谕”达到的效果，只能唆使官宦豪绅行使明暗两套手段；五，皇朝统治者对西洋“钟表”、“玻璃”换取银两“数千数百之值”即“巧取”，确是睁大了眼睛，但对其内含的科技成分、生产力发展水平却茫然无知；六，把国际间的海外贸易视为固有传统（认识水平）农耕社会低进高出、投机获利的“奸商”行为（在封建中国被视为真理），而无视其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把传统社会鄙视的商业贸易视为英国“兵贾相资，遂雄岛夷”，这是认知局限的固有观念的反向推论。可以说，要认识到欧洲近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改变，即使是那些“睁眼看世界”者，也是目力所不够的。那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统治者被迫和西方交流）以后的事；七，尤其是，留于史笔的清朝大多数官僚之所以能把英中贸易视为“英国举国上下全凭与中国贸易为生”，实质正是清朝“天下观”使然，此中国，非一个国家，而是“天下”，把商业贸易视为“恩赐”，同出此理。鸦片战争后贸易为“天朝赐恩”观念之所以会销声匿迹，也非完全是战败的结果，而是贸易为双方共赢这种社会常识使然；八，自明末清初二百年以来，即自西方传教士把西方科技、文化等带入中国以来，皇朝统治者内心已传承性地具有了恐惧感觉，而这种恐惧，是不能明说的。用固有专制之力的排外手段、以各种宣传继续蒙骗治内人民，是它不二的法则，以至于说出了向“小民”的“淳朴之俗”学习的这种大话，以获取“小民”同样短视性的耳顺共鸣。

自闭性的蒙骗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之前，清廷官僚上下对即将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世界大融合时代潮流茫然无知，仍认为“防夷一时之事耳，捕盗则无时可置为缓图者也”，专内防内仍是它的主要国策。它所带给自后整个清末时代的中国惨败，成为了从那时开始的一种民族心结。嘉庆登基半个多世纪以后即1861年，有史笔记载，那位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某天骑马在长江边看到江中飞速奔驰的洋轮，不觉心头郁结，呕血而归。从此每每同僚言及西洋，“辄不语”，有史笔记载，此时他才看到了洋轮表象背后的先进科技（热兵器）和中国落后现实社会（冷兵器）的本质不同（认知错误及蒙骗总有时间性）。临终前（数月后即病逝）的胡林翼才意识到：从来把内忧作为心腹之患的封建皇朝观念，是彻底错了，真正的忧患来自外部（患在外而不在内，但逝者已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