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应该是一部社会史，而非仅“政治史”或“斗争史”（北宋的“清明上河图”画轴之所以列代相传而有名，便因为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民情风貌），否则，它会留下许多似是而非的历史悬疑，甚至掩盖了历史的事实真相（中国古代皇朝史或可只能称为一部政治史，即如清末梁启超所言的“帝王史”）。

自明末清初以后，随着欧洲国家探索世界、地理大发现、传教士进入中国社会（甚至进入清廷上层），中国其实并不是不了解世界（集中西艺术为一体的、持续康雍乾三朝建造的皇家圆明园西洋楼便是物质文明受外部世界影响的无声自述），只是由于清政府惯于的宫廷内斗、专权于内，及排外思想，才使得整个清朝中国处于对外茫然无知的状态。

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消息由通信传入到了居于北京城的欧洲传教士；而清廷则采取了“截获”的方式，以防止消息扩大传播。法国大革命引发了英国王室的仇视，并波及欧洲列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和殖民利益。英国为了自身利益，派船在中国东南洋面袭击其他国家的贸易船只。当代清史学者揭示，乾隆末年至嘉庆朝大部分时间，清政府对外贸易受损，便有此种原因（战争使对外贸易减少）。传统史述常偏重于中“外”单向关系，或说同期强制性中外贸易（19世纪初以后，英国在印度发展茶业，减少了茶的出口，仅次于茶、丝的土布出口额也因西方纺织业发展而失去了国外市场，也有大量走私尤其包括鸦片走私也是其中原因）致使顺逆额发生逆转，这种观点显然受了当时不了解客观外情、只认主观感觉、具有狭隘性史笔史料的影响，其实，为了利益，欧洲列国殖民侵略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799年，英国和西班牙、法国商船在澳门洋面发生炮战。1802年，英国强占澳门，其借口便是法国欲占领澳门，名为帮助葡萄牙人守卫，实为觊觎葡占澳门。澳门葡人对英国舰船怀有防备之心，遂使在京葡籍传教士禀报嘉庆皇帝（1805年北京因捕获传教士信件而爆发著名“德天赐”教案，有皇族人员涉案），但只得到“该国（英国）与法兰西国构衅兴兵，不过蛮触相争，尽可置之不问”的上谕。英国占澳门，只被新任两广总督百龄认为“汉奸从中勾通胁诱”，无视外部威胁，得出与事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1808年，英国强行侵占澳门，称：旨在抵御法国，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对此，嘉庆皇帝仍对英、法之争置若罔闻，只对英国致词表示反感，说：“尤属谬狂，试思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宾，蕞尔小邦，何得与中华并论。”他没有把清朝中国置进国际关系格局中的眼光，只是以“老大”自居消极对待。

当代近代史学者 马廉颇先生说：“美国为保卫自己的中立国权利，1812年6月向英国宣战，……1815年后，欧洲因维也纳会议及各国签订条约而结束战乱，英国赢得了世界霸权，经过这场战争，原来法国、荷兰等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地已部分或全部落入英国之手”（马廉颇《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才于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访华商团到达北京。

在这里，史实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数个强盗已经在家门口打架，但这户主人只以旁观者姿态大看好戏（仍只把罪责归为国内“奸民”），只在强盗们干完架以后同来叩门，这户人家才大惊失色（史称沉睡在天朝上国、天下共主的美梦中）。回过头去看，很多近代史学者受清朝短视和狭隘史笔的影响，只具“天朝”对外的单一视角，但由于没有把清朝中国放进国际大环境去考量，是否述到了关键、挠到了痒处，也许只有让一代一代人继续去史评了。

欧洲哲学家黑格尔说：“除非把部分放在世界整体中来看待，否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部分能够被理解。因此，只有整体才是惟一的实在。” 在这点上，当时不知“整体世界”的清朝史笔（不可避免对后人有影响）显然存在着严重不足。

史实说明，此一阶段，中国不是不了解外部世界（英国打败法国的消息，英国政府曾于1815年向清政府作了通报），只是清政府自认为事不关己而已。而统治者的不关己，遏制了整体中国社会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这种遏制，其实与当时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沿海人民（官绅民一体性）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又是两码事（农作物中的南洋番薯、南美玉米、番茄、巴西花生、吕宋烟草等等便是在明末清初以后一段历史过程中逐渐因民间交流而引进的）。换句话说，东南沿海地区其实已经走在了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前列。这是沿海部分中国社会与世界“接轨”而被清朝正史所掩盖的史实，它使得整个中国在即将面临的贸易和殖民入侵、国际化大潮中仍处于茫然、无准备的状态，贻害至远。现代国际学者编著的“世界通史”揭示，近代化趋势在这一阶段已经不可逆转地波及全球，更何况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固有“大清帝国”。